新人呵，醒来吧
大江健三郎
被禁锢的灵魂 Page 2
一年后，也就是战败前的初春，母亲从二楼下来，告诉我们说，半夜里父亲狂怒地大叫一声后死了。这就是那天早晨一开始的记忆。中间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狂怒地大叫一声死去的那个夜晚好像就是在县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记得一点儿。其中有一件事是邻组的组长来商量丧事的程序。他在劝慰时说了句“因为这一年成天沉浸在酒里”，母亲突然挺起脊背，有气无力的呜咽声变得粗犷起来，说：“虽说我丈夫每晚都喝很多酒，可是早晨大家还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书了，白天工作。这能和每天沉浸在酒中一样吗？”
另一件事曾给我留下可怕的回忆，那漫长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现在，我在反复读布莱克的诗之后，试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被警察署长像呵斥狗一样催促后，父亲走上碾机，开始操作。机器受到不平衡的压力，好像快要爆炸似的，不用说，正是在父亲的身体里，处于眼看就要爆炸的关头。为了减缓压力，必须把能量从身体里释放出来。那天，母亲完全理解父亲的动作和表情，他不正是大有斗争到底的意味吗？不管对方是警察署长、村长，还是县知事——就算是“天皇陛下”（后面将谈到我之所以这么想的根据），大声臭骂这些不讲道理的东西，甚至要挥起成型时使用的柴刀。所以，当身穿厚司的父亲腰间挂着柴刀走到机器前面时，母亲不正是在发抖吗？
可是，像对狗一样被警察署长呵斥后，父亲屈服了，一个人面对机器进行艰难的成型工作。机器本身没有爆炸，可是一年后，父亲肉体的机器却因此失去了控制，被爆破力摧毁了。父亲愤怒地大喊一声后死了。年幼的我认为，一年前，如果拿着短刀对县知事那群人大声呵斥的话，父亲会被警察署长当场打死，否则也得在监狱里被拷打死。父亲死的那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幻想，如果父亲对警察署长、村长和县知事进行恐吓的话，敌人会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最后出来的肯定是“天皇陛下”，所以……，我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最后，我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她说社会上没有什么好消息。可战败那天，一听到天皇宣布停战的迟到的消息时，母亲的脸颊兴奋得变红了，热流吹进我的耳朵，说：“跟你父亲说的一样！上面的变成下面的，下面的变成上面的。确实如此！”
正在从工厂的大门往里看，那是一条直通房屋的路。她们穿着一样的仿鹿皮大衣，一样的红褐色长筒靴，一样地将头发染红。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我躲在河里，不知是什么原因，除我以外，甭说水里没有一个人，就是岸上，远处的桥上，也不见一个孩子影。（我又回忆起那奇特的情景，也许那是一场梦。）一个奇怪的想法缠住了我。县知事来视察民情的那天，就在警察署长呵斥父亲，要父亲给他们演示工作的一瞬间，如果整个山谷里响起天皇宣布停战宣言的广播的话……父亲身穿厚司，一股英雄气概，右手高高举着柴刀，警察署长和县知事不正是按着柴刀的指示“吱、吱”地推成型机器，“咯噔、咯噔、咯噔”地拉回把手吗？宣布停战宣言的天皇，脱掉了白手套，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劳动……
那之后又过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国民书》，经母亲允许，把收音机搬进餐厅，于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为最高地位的国家秩序，即命令父亲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一年代的人，他在战后教育史记载过这段广播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
“我们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贵，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指示去做。像这次这种停战方式，别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地同敌人战斗，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个命令——‘结束战争吧’，大家就毫无怨言听从圣旨，结束战争呢？这是日本国民性优秀之所在。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国民能这样一心一意听从天皇陛下的召唤，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无往而不胜。而且，如果我们如此拥戴天皇陛下，那么同外国交往时，不必折磨他国，也不必与之相争，各国应该是互相协力，达到共同繁荣。”
通过这些体验，爆发力这个东西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定义。现在，通过阅读布莱克，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个类似储存爆发力的装置。如果它负载过多的话，作为这种装置的肉体就越来越歪曲，终于被从内部爆发出来的力量所摧毁。要想控制歪曲的扩大，有时必须找到将爆发力释放出体外的办法。年轻时，我曾把一种现象叫作“跳跃”，现在我还是这么叫，所以“跳跃”，就是在负荷低的时候将能量释放出来。以前，我、或许父亲也做过，身穿厚司的父亲从腰间抽出柴刀，呵斥县知事们，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喊，从内部打破身体这一装置吗？我的年龄已经比当年死去的父亲还小一岁，在此之前，有过轻度的发作，义幺因疲劳和发烧躺在沙发上，我从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面影。想到这里，我也照起了镜子。在兄弟当中，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亲，可是在镜子中，我找到父亲生前最后那张照片的特征，那是父亲在县知事来视察后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发力从内部爆发出来，也不是粗暴地强加于外部而得到解脱，而是可以采用第三种办法，或许这是梦境。在战败的那个夏天，在见不到一个孩子的河里，我不正是被这种幻想缠绕着吗？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前面翻译的布莱克的诗最贴切。“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然后是“——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义幺每天去福利工厂，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装“月饼”用的纸箱组装起来。指导老师和成年残疾人们一喊义幺，他就慢条斯理地、准确认真地回答。休息的时候，跟他一样带有残疾的女学生在游戏室弹钢琴唱歌，他就热心聆听并鼓掌。还把错误的指法跟和弦改正过来，以便于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赖。班主任老师看到这些后，向妻子提出疑问，“我从几个方面注意观察了义幺，虽说他热情、努力，可是，下课后扫除的时候，义幺急忙拿起扫帚和墩布，——这还不错，可他却站着不动。结果是什么也没干，是懒呢？还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干这些呢？”
妻子很惊讶，让义幺屋里屋外地打扫，进行实地训练。我也在旁边看着，儿子身高体壮，堪称巨人了，他歪着脑袋，“为什么落叶落在庭院踏脚石上？”一旦角落堆积了落叶，他就非要用扫帚把落叶撒满一院子。我们在自己家里对儿子进行能力训练，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所以受到外界指责。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厂前的车站去接义幺。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风凛冽，我无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不便在车站标志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岁，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妇女已经先站在那儿了，她把下巴缩在厚厚的大衣领子里，大衣鼓得像个枣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来福利工厂接孩子的母亲，她显得冷漠而忧郁，我很难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义幺的福利学校死了两个残疾儿。有一个孩子是在运动会之后，跟父亲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动，即神轿游行。吃完了烤肉，挨着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在静静地睡觉，父亲在快要上学之前，叫他的时候，他早已凉了。我读完福利学校的校长先生写的文章后，深受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孩子跟父亲高高兴兴地团聚，我甚至他像风一样飘走了。另一个孩子留着莫希干族的头型，曾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还记得他，他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去洗澡，因癫痫发作，淹死在水里。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也不知是第几次走过福利工厂前面的时候，碰到三个女子。她们年龄比那位忧郁的母亲还小一轮，正在从工厂的大门往里看，那是一条直通房屋的路。她们穿着一样的仿鹿皮大衣，一样的红褐色长筒靴，一样地将头发染红，挽在头顶，满精神的女子。我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她们正在说悄悄话，却显出故意要让过路的行人听到以造成舆论的样子，热烈地说：“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
我没停下步子，从福利工厂前面路过，来到十字路口，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的便道，一边走，一边想，刚才的事儿真奇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一会儿，我就明白她们的明显意图。我误以为她们也想让自己的残疾儿进工厂才来参观的，所以她们说“太美了”，她们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可是她们都抱着对都城、市区福利政策的批判态度，作为她们行动的开端，先来看福利工厂，所以，她们故意大声评判的谈话明显说明她们的意图。实际上，不但义幺自己，连妻子也认为世田谷区的福利工厂是漂亮宜人的建筑，……
我走在工厂对面的便道上，看到义幺走到工厂门口，被刚才的三个女子围住，从举止上，可看出他正在非常客气地回答问题。走过福利工厂前，穿过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我一直都没有加快脚步，只是注视着前方的动向。不一会儿，义幺慢慢地摇着头，刚才说话的客气劲儿没有了。突然，他一下子张开肩膀，挺起胸，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耷拉个脑袋不说话，可是围在旁边的三个女子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使义幺无法脱身。其他的残疾儿也从工厂里出来了，可是她们只抓住义幺进行提问。
我加快脚步，可是刚才站在车站标志牌旁边那位忧郁的母亲比我还快，吧哒吧哒地跑到义幺和三个女子那儿。匆匆地吵了几句之后，她就像一只臃肿的大鸟，抱住义幺的肩膀，想要把他从她们中救出来。三个女子看到我急冲冲地奔过去，就像遇到乱子一样，小步跑了。那位母亲黝黑的脸上因兴奋而透着红晕，一只手揽着义幺，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一位从工厂里出来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光站在那儿看呢？你要不是学生的家长，我们可就不饶你啦。”
义幺也回过头来，谨慎地看着我，好像他从心底赞成这位救他出来的朋友母亲的话。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后，她这才把儿子还给我。
乘上汽车，我问义幺，那些女人问你了什么？可他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刚才那位母亲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她用别人都能听到的声调对我解释说：“她们说，因为反对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筑福利工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来啦。她们要向报界投诉说：‘施工会一直影响我们，不要夺走孩子们的娱乐场所。’甚至还说，‘只要不把工厂建在住宅附近，她们将拿出一千万元搞残疾人义务活动。’真是一派胡言。把我们的孩子看得跟脏东西似的。”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都问：“今天，那三个人问你什么了？”可义幺坚决不说。最终，我们也不知道那三个是不是参加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人。四、五天后的傍晚，义幺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建设福利工厂的情况。一听说要重新开始建筑，住宅的警钟敲响了，向反对建设福利工厂的运动者报急，主妇们从紧急楼梯上跑下来，孩子们也参加进去，每到一处金属丝网前，她们都向市工作人员提出抗议，从姿态、举止、神情上看，她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让人想起，在福利工厂前跟义幺说话的女子们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们的日常装束。听完广播员的解说后，义幺就说：“啊，是反对建设福利工厂吗？这可是难办呀！”于是我又一次问义幺，“那次在工厂前面，三人女人问你什么了？或者她们对你说什么了？是生气呢，还是为难呢？你不是一直低着头吗？”我这么一问，义幺硬梆梆地说：“行了！别再问了！”说完就把脸转向一边。
妻子也看了刚才的新闻，她微妙地避开我的视线说：“虽然年轻的母亲说，把我们的孩子看成脏东西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些人感觉像受到什么可怕的攻击似的。用Y先生的话来说，住宅区的人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会那么想。刚才电视上好像就是这样的吧？事态如果发展到受惊的孩子扔石块的地步，义幺脑袋里的塑料板可就危险了。或许还会像十年前那样戴着帽盔去工厂。因为义幺毕业后要去正在建的那个工厂……”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 do not walk so 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 shall be 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１０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