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岁月
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
第二篇 情书 Page 17
我们就这样在铁制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我紧紧抓住燕妮。她那干燥的嘴唇并不好看。我把她的棉布衣服——但愿我知道，这是有点纹的，有条纹的，有方格纹的吧？——把她夏天穿的短袖衫围在我肩上，围在脖子四周。她虽然没有穿衣服，但却穿着内衣，躺在我怀里。我的双臂并不感到疲乏，因为燕妮很轻，即便是睡觉时也如此。我不睡觉，免得她从我手中滑下去。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一个雪人身体内待过，所以要是没有这两片不干燥的嘴唇，没有这件棉布衣服，没有怀里这轻轻的重量，没有燕妮，我也就注定完蛋了。四周都是喀嚓声、叹息声和嚓嚓声，我置身于冰块的气息中。冰块既哈着气，又吸着气，我受到冰的支配，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虽然如此，我还是活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我们头上的地窖里发出阵阵嘈杂声。这就是那些身系皮围裙的运冰工。穿上衣服的燕妮想知道：“你也睡了一会儿吗？”
“当然不会睡。总得有一个人瞧着点儿。”
“你呀，你想想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脚面的情况更好了，最后，我能转三十二个弗韦泰。这时，哈泽洛夫先生笑了。”
“用金牙齿？”
“在我单腿转呀、转呀的时候，他用所有的牙齿笑。”
我们一边低声耳语着，一边圆着梦，毫不费劲地就到了第二层地窖，然后再拾级而上。红色方位小灯显示出垛成堆的冰块之间的道路、出口和出口的方形光线。可是燕妮拉住了我。别让人看到我们，因为，“要是他们抓到我们，”燕妮说，“那以后就再也不会让我们进来了。”
在门口耀眼的四方形光表明再也没有系着皮围裙的人时，在膘肥体壮的比利时马拉动车子时，在胶轮运冰车骨碌着渐渐远去时，我们在下一部运冰车开到门口之前赶紧从门口钻了出去。太阳从栗子树林里斜照在冰库上。我们紧贴着油毛毡墙根走过。一切都散发出与昨日不同的气息。我的双腿又陷进了荨麻丛中。在小锤路，当燕妮背诵她那些不规则的英语动词时，我开始害怕起木工师傅那只在家里等着要揍我的手来。
你知道——
我们在冰库里过夜带来了一些后果：我挨了揍；接到参议教师布鲁尼斯通知的警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年龄更大了，从此以后把股票池连同它那些气味留给了那些十二岁的孩子。在有人再一次收集旧货时，我把自己搜集的啤酒瓶橡皮垫都廉价处理了。燕妮是否把瓶盖橡皮垫收藏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都尽力回避。当我们在埃尔森大街上无法回避时，燕妮便会满脸通红。图拉在楼梯上或者在我们的厨房里一遇到我——她不得不在那儿拿盐巴或者借锅子——我都会面红耳赤。
包括圣诞节在内，至少有五个月我再也不搜集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向法国进军和向巴尔干进军之间的空隙 ① 中，我们木工作坊的伙计越来越多地被应征入伍。后来，战争也在东部开始后，就用乌克兰人来当辅助工，用一个法国人来代替木工伙计。木工伙计维施内夫斯基在希腊阵亡。阿图尔·库莱泽伙计一开始就阵亡于伦贝格。后来，我的表兄，图拉的哥哥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据，他不是阵亡，而是淹死在一艘潜水艇里。这时，大西洋战争已经开始。波克里弗克一家人，就连木工师傅和他的妻子，每个人都戴着黑纱。甚至连我也戴上了黑纱，而且还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当有人向我打听我带孝的原因时，我就说：“我的一个表兄，我非常亲近的表兄，在前往敌占区的加勒比海航行时没有返航。”其实我对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甚至连加勒比海也是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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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法国进军于1940年6月22日结束；挺进巴尔于于1941年4月6日开始；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得到一大沓订单。在他的木工作坊里，现在只制造赫拉半岛海军营房用的门窗。他无缘无故便突如其来地喝起酒来，而且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上午还揍了我母亲一顿，起因是她站在他要站的地方。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却从不疏忽。他继续抽着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这些烟是他在黑市交易中用门上的小五金换来的。另外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你父亲选为了党小组长。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党的琐碎事务上。他让一位党内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病假条——是常见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想在我们木工作坊的机器间作培训报告。可是我父亲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家里的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这涉及到我的外祖父母在奥斯特尔维克的两摩尔根牧场。我母亲的嫁妆扳着指头一算就一目了然。我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他在替图拉支付学费。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他可以让党给图拉预付学费，好啦！他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会安排举行培训报告的事情，他下班以后就办。那么夏天你在哪儿？
走了，布勒森，同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起。凡是找你的人，都发现你在一艘废弃的波兰扫雷艇上。这艘艇在接近海港的入口处搁浅了。那些四、五年级的中学生潜入废弃的船舱，把不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我水性不好，从来不敢在水下睁开眼睛。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找你，从来不在船上找，更何况我身边还有燕妮，而你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件事依然是想要一个孩子。难道说他们要在废船上让你怀上一个？
从你的神态什么也看不出来。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村那些小伙子干的？他们在你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难道是我们木工作坊里那两个长着总是胆战心惊的土豆脸的乌克兰人？他们俩当中，没有人把你带进仓库，尽管如此，你父亲还是盘问了他们。那一个名叫克勒巴的人，因为他老是讨面包吃，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整流器与凿榫机之间，用一把水平尺把他接了一通。这时，我父亲把你父亲赶了出去。你父亲用告状来威胁；可我父亲不仅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甚至在党内也有一些威望。他告发了。人们组成了一个荣誉法庭。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木工师傅利贝瑙只好握手言和。那两个乌克兰人换成了另外两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听说，人们把原先那两个乌克兰人带到施图特霍夫 ①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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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战争开始后建立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这是因为你的缘故——施图特霍夫！
这个小词儿越来越有分量。“你大概是想去施图特霍夫吧？”——“要是你不住嘴的话，你会去施图特霍夫的。”一个神秘的词活跃在出租房屋中，它顺着楼梯上上下下，它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它也许是一个玩笑，而有些人也笑着说：“现在他们在施图特霍夫制造肥皂，人们都已经不愿再洗澡了。”我们俩从未到过施图特霍夫。
图拉甚至连尼克尔斯瓦尔德也不熟悉。一次少年队野营把我带到施特根；不过，把薪金预付给我而且宣称我给图拉的书信很重要的布劳克塞尔先生，却很熟悉维斯瓦河与新泻湖之间这一地区。想当初，施图特霍夫是一个富有的村庄，大于希温霍尔斯特和尼克尔斯瓦尔德，小于县城诺伊泰希。施图特霍夫有两千六百九十八个居民。战争刚开始，就在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不得不一再扩大，这时，那些居民都赚了钱。在集中营里，甚至连铁轨都铺好了。这些铁轨同河中小岛上通往但泽下城车站的轻便铁路相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谁忘了，谁就会想到但泽-西普鲁土省但泽回地县的施国特霍夫，想到相关的但泽地方法院。这个地方由于漂亮的桁架教堂而著名，它比幽静的疗养地、比那个古老的德国人移民区更受人喜爱。在十四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把这块四地的水排干。在十六世纪时，勤劳的门诺派教徒从荷兰来到这里。在十七世纪时，瑞典人多次洗劫河中小岛。一八一三年，拿破仑的撤退路线横穿回地。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五年之间，在但泽凹地县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里死去了很多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学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们——
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
因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双脚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来时自己会脸红，她为什么要穿蓝衣服呢？
因为我走得太早，因为她满脸通红，红到帽檐，因为她把书包换了位置，我便停下步来，同样地把书包换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让她的手短时间地、无动于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里。我们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间。有几个榛子已经被踩烂，要不就成了空壳。当一只鸟儿停在一棵械树上时，我开口道：“咳，燕妮，这么晚才走？你有榛子没有？要不要给你几个？吃起来一点味儿也没有，这就是刚结的榛子。你平时干什么呢？你家老爷子可是很硬朗的，现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满满一袋云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把年纪了还在走路，而且坚持不懈。我还想问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么样？你旋转多少困？脚面怎么样，好些了吗？我也许还有兴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们从维也纳请来的那个第一女独舞演员怎么样？我听说，你也参加假面舞会。很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我——可是听说你过得不错，我感到高兴。你是不是又去过冰库呢？可别这样。只不过说句笑话而已。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父亲老跟着我。你那串项链还在吗？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项链。柏林有消息来吗？你又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闲扯着，谈论着，重复着。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响，用灵巧的手指把压得半碎的核从碎壳里面抠出来，拿给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实实地吃着像肥皂般滑腻的榛子，这些榛子会使得牙齿变钝。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着，依然满脸通红，轻声地、单调乏味地、百依百顺地回答着。她的眼睛患有广场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桦树、垂柳和银枞上面：“哦，谢谢，我家老爷子很好。只是上课太多。有时候我得帮着改作业。另外，他抽烟抽得太厉害。不过，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儿。她的舞蹈课教得确实好，她因为这样而名扬四海。跳独舞的人从德累斯顿和柏林来到这里，请她校正姿势。她是从小就开始上俄国学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卡 ① 和特雷菲洛娃 ② 那儿偷偷看会了不少动作。尽管她四处飘泊，东游西荡，这里学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却始终在跳舞，而且学会的还不仅仅是技巧。你真不该去看‘假面舞会’。你知道，我们这儿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记得。可我再也没有在雪人体内待过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说人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你的项链我有时候还会戴的。确实，那个哈泽洛夫先生又写了信来，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他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写了上千个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可是爸爸却说，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训练应当说是很严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来就领导着芭蕾舞团的内罗达一道走遍巴黎、贝尔格莱德和塞萨洛尼基。但他们不只是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却说，这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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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课。
②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国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学校校长。
这时，地上再也没有榛子了。还有几个学生已经从我们身旁走过。有一个人在嘲笑我们，这个人我认识。燕妮让她的右手霎时间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片刻工夫，我转动着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轻盈的手指。她在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银戒指。我也不问一问，就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
无名指上空无一物的燕妮说：“这是安古斯特里，就是这样叫法。”
我擦着戒指说：“为什么叫安古斯特里？”
“这是吉卜赛人的语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 ① 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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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