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
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
恶俗图书
毫无疑问，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个话题的确太大了。然而，每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倾销进市场，不用说，这其中很难有几本像点样子的。乔治·奥维尔对此令人尴尬的事实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过度夸耀其庞大的数量的话，人们几乎不可能成批地提及书籍。除非你和图书有某种职业性的关系，否则是不可能发现这成堆的书籍有多么糟糕的。
更不必说这一庞大的数量有多么恶俗了。
一个既省时间又省钱的办法就是：在它们出版之前就认出这些恶俗图书来——甚至在它们写出来之前。一个有用的暗示：留意那些谈论他们打算要写的书的人，或留意那本他们说他们正在写作的书，十有八九，那会是一本糟糕的、乃至恶俗的图书，因为好书总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书的人们创作出来的。用戏台的话说，这是写戏和演戏之间的区别。是孤独的、私下的努力和兴高采烈的、公开的行为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得极端点，是做点好事和炫耀之间的区别。荷塞·奥特加一加塞特①曾经写到，“每当听到一个朋友。特别是某个年轻的作家，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能有机会为人们所记忆或停留在书店的货架上长达八个礼拜，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你想让人们在记忆里把你看成一个聪明人，甚至是一个仁义的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都不要谈论它。相反，你只须编制一大堆混杂的兴趣，收集75年来的气象数据，或者以表格的形式搞搞改进了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一切总比大多数人都可以胡乱编造的“创造性的”东西更有用，而且也不大容易使作者遭受被人忽视的命运，如果不是被嘲笑和被鄙视的话。此外，人们还会发现，大多数借宣称他们正在写一部小说以寻求他人的关注和重视的人，事实上都极其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是讲一个下流笑话，他们也没法抓住一张饭桌周围的注意力达30秒之久。
① Jose Ortegay Gasset，1883—1995，西班牙哲学家。
另一种在它们出现之前便认出恶俗图书的办法，是由一张最近的新闻图片得到的启示，图中一名年轻的妇人正在一个发廊雅间里，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上写她的书（很可能是一本小说），她的发型师正在一旁摆弄着她的发鬓。如果这还不过瘾的话，在她所说的话里还有更进一步的警告：“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度过的十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发廊里完成了不少作品，并用传真把作品从那里传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发廊？事实上，这正是由她炮制的图书的恶俗性不言而喻的证据。
书籍一旦真的出版了——它们中大部分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之一，图书的题目便成为另一个方便的警告标志。《怎样才能确保成功》，吉姆·拜克著（我并非在此杜撰），便是典型的一例。《疗伤：家庭男女平等主义的承诺》怎么样？据说包括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将女权主义（feminism）和生态学这两种“视角”合为一体，此二者正是“我们时代最有潜力的治疗视角”。你应该特别留意任何一本在题目中出现“治疗”（Healing）字样的书：由此，《爱、和平与治疗》一书便散发警告的浓烟。另有一些标题尚须掷硬币才能找到答案，如《谁来发号施令？》，《如何有效地对孩子们痴迷于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作出反应》（答案：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等等。
图书广告也是发现恶俗警告的地方。对于一本由佛蒙特州的某家邮政信箱中寄出的、据说可以提供以“完美绝伦的技巧”讲述故事的书，恐怕还是不要过于兴奋为妙。或者，另一本出自佐治亚州某个邮政信箱的书，其广告是这样开始的：
第一次面市
“一部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如何成功地进行一次愉快的全家驾车旅游。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游者。
现在就请订货！
那么，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过于世俗化了，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之证明，以及其他精神探索》，包括85幅图表，邮自纽约市的某个邮箱。或者为什么不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的《光明之轮》呢？该书被《冥想杂志》称为是“对人类身体的光晕的既直觉又科学的研究的极其精确的介绍”。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怎么样？一种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技巧的简单指导。看来对此惟一可能的答复应该是：“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的吧！”手边就有一部诗集《狮子的眼泪》，“展现了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心灵世界”。（古斯塔夫·福楼拜，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像上面这样的书名已经领我们走近了真正的恶俗图书交易的底层，即“虚荣出版”（Vanity Publishing）。可悲而念念不忘自我的家伙们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措
纽约出版杜诚招作者
寄望于读者们对于“资助”（subsidy）一词究竟是什么含义的无知，广告继续说道：
一流的为作者提供资助的图书出版社寻求各种类型的手稿：小说、非小说、诗、学术、青少年作品等等，欢迎新作者。
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的意思就是，由作者自己花大笔的钱将他们粗俗、可怜、不该出版的东西印刷出来，捆扎好，再一摞一摞地码放在仓库里（每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支付），或者用重型卡车（运费由作者支付）把它们送出去，让它们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阁楼里长眠不醒。
出版社立约要为他的书目“做广告”，而这个词又刺激了对于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的某家大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份发售这类图书的广告，看上去就像谁真得要买这些书似的：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教书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13.95
《笑话集：干净的、肮脏的、调级的》
适合各种口味的笑话集锦——从安全无害的到淫秽下流的。 ＄8.95
《万有引力的作用——内与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品，将令众所周知的物理学震惊。 ＄7.95
一段进入自我发现之欢愉的新奇而睿智的旅程。 ＄6.95
还有一些这类小广告，出自某个恬不知耻的撰稿人之手，他或她一定每个礼拜都要把自己重新羞辱一番，真是可笑得感人，比如：
《献给我所麦之人的诗篇》
一束以散文体编成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三十年的亡妻。＄10.00
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沙果树》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自己在一次不幸事故中丧生的
幼女的辛酸礼物。 ＄13.95
恐怕没有必要在此大谈那些企业家们的道德品味了，他们是如此轻而易举地操纵着那些毫无防卫能力，无知而简单的大脑。不过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以来靠经营这种没有良知的行当而发迹的公司，最近因欺诈罪而受到审判，并受到严厉制裁，理由是这家公司告诉它的上当者们说他们的书将由书店来经销。不过你尽管放心，这样的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其他无以数计的“资助”出版社行列。
一种长久的美国文化的持续性，正是以这种周瑜打黄盖式的恶俗图书交易为特征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就描述了一位可怜兮兮的来自上层社会的“诗人”，其自贱的情形同我们今天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优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没什么两样。当那位诗人和其他一些伪艺术家生活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够出一书本的诗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并已经将他的支票汇去那儿了，还与一家出版社签定了合同。”
这篇小说的名字是《艾略特先生和夫人》，事实表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理由也许不难发现，虽然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国际统计数据支持，不过我倒很乐意打赌，相对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如此骗人的“自费出版业”中，美国一定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这整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求，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你能找到窍门，为了出人头地，便要冲向任何一次不易把握的机会。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了。
不过，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图书的侵袭，就像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见“恶俗电影”），它们的伪装几乎使你无法抗拒它们的诱惑。当奥维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是如何“糟糕”的时候，其小写的“bad”的确概括了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真正恶俗的（BAD）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其时才刚刚开始，格雷斯·米泰利厄斯的《佩顿庄园》（售出逾900万册）和威廉·布莱迪的《驱魔者》（售出1200多万册）当时尚处在准备阶段。不过“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特别是大部头的恶俗图书（BIG BAD books）——那些中产阶级人士最爱让人看见他们随身带着的又大又沉，永远读不完的小说——成了使无数出版商不至于垮掉的看家宝贝，只要赶得上趟，哪怕一季只有一部，也是可以扭转局势的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对这个问题始终迷惑不解，为什么那些唠叨、繁琐、又大又厚的小说，可以确保人们从9月份（“秋季书目”）一直读到来年的6月或7月，而且还备受人们的青睐？最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而且你还引以为自豪，你就会想要一本看起来“像一本书”的书——厚重，硬皮包装，严肃而庄重，一本拿在手上乘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看见的书，一本广告做得很凶猛、尽人皆知的书。这样，当你买了一本这样的书，你就明确地宣布了自己在主流消费阵容中的可靠地位。你做对了！这并非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无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考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的过于肥大的作品，只要是大恶俗的天皇巨作，总会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和宣传战为其铺路，正如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经过这番苦心经营，谁还能说出或者谁还真的在乎这本书究竟是什么东西？正如电影业里的情况一样，花费不菲的精装图书并非总是卖出去的最重要的商品，其附属版权——第一、第二续集系列、电影改编权、舞台演出权、磁带版权、电视改编权、T恤印制权等等——常常能带来更多的收入。
小说兼剧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精妙地指出，“把我们现在图书业称做‘出版业’实在是够简化的了，其实它是一种媒体混合物，其先决条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促销能力。”因此，我保证大恶俗图书将会继续风行许多年，而且足以使我们相信，我们这辈子只能与恶俗图书为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