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二十五章 Page 3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很容易满足于中等成功；她不敢把目标定得太高。她以敷衍态度从事职业，所以很快就会对她的报负加以限制。在她看来，她能自谋生计就算够可以的了；
她可以和其他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一个男人。继续保持独立的愿望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固然令她感到自豪，但也让她精疲力竭。在她看来，当她已经决定做某事时，她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对于女人来说，能那样就不算太坏了，”她想道。一位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有一次说：“要是我是个男人，我就会必须爬到顶峰；但我是法国唯一有这种地位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种节制当中存在着谨慎。女人担心，要是再走远一点，她会不堪重负。
必须指出，独立的女人一想到人们不信任她，便会深感不安，这是有情可原的。按常理来说，优越等级的人们总是对来自于低劣等级的人怀有敌意：白人不会到黑人医生那里去就诊，男性也不会去找女大夫看病；但是，低劣等级的人们，由于染上了他们特有的自卑感，由于对同类中某个升到他们通常命运之上的人往往充满了怨恨，也会宁可求助于主人。尤其是深深崇拜男人的大多数女人，更会急于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经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服从女人的命令。她的上司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永远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她；当一个女人即使不是个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女人必须赢得最初所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她不得不去证实自己。人们说，如果她货真价实，就会经得起检验。但是货真价实不是既定本质，而是成功所产生的结果。一个人在面对针对他的偏见时所产生的沉重压力感，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战胜偏见有所帮助。最初的自卑情结，通常会导致以自命为权威的浮夸形式表现出来的防御性反应。
例如，大多数女医生不是太有权威风度，就是太没有权威风度。如果任其自然表现，她们会失去控制，因为她们的整个生活都使她们倾向于诱惑，而不是倾向于命令；病人若是喜欢受支配，就会对只得到平淡无奇的劝告感到失望。女医生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使用严厉的语调、命令的口吻；但那时她仍然缺乏坦率的好性格，而这种性格是自信的男医生的勉力所在。
男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的顾客相信他有能力；他能够行动自如，于是他给人留下了一贯正确的印象。女人没能产生这种安全感；她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她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她太看重这样做了。在商务和管理工作中，她明明白白地、小题大作地、迅速地表现得富有攻击性。她和在学习时一样缺乏轻松。锐气和鲁莽。她在努力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十分紧张。她的主动性是挑战和自我肯定的继续。这种重大缺憾是由于缺乏自信引起的：主体不能够忘掉他自己。他不能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他宁愿以现成的方式取得成功。在向目标勇敢挺进时，一个人可能会有失望的危险，但也可能会获得出乎意料的结果；谨慎注定要受到中庸的惩罚。
我们很少碰到独立女人有冒险的爱好，有为体验而体验的爱好，或者有无私的好奇心；
她就像其他女人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窝那样，希望“有一个事业”；她依旧受着男性世界的支配与包围，她不能大胆地突破它的藩篱，也不能热情地专注于她的设计。她仍把她的生活视为一种内在的事业，所以她的目标不是指向客观存在，而是通过客观存在指向主观成功。
例如这样的态度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女人当中；她们喜欢有工作，以向自己证实她们完全有能力干好工作；但是她们对工作的内容却不那么关心。女人同样有一种分看重微小挫折和一般成功的倾向；她爱虚荣，所以时而垂头丧气，时而又趾高气扬。当成功在预料之中时，尚可以冷静对待；但当成功一直被认为是无法取得时，它则变成了令她陶醉的伟大胜利。
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此。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按照这种程序，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此外还必须指出，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除了少数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
她们是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3个世纪来，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以前，女演员被逐出教门，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她们近乎风流，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她们的职业成功——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把自我实现为女人：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相反，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打扮、对美容的关心、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就可以做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如乔吉特·勒布朗所说，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去超越这一存在；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
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但里面也藏着陷阱：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说过，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从而牺牲了角色，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爱发脾气的、爱做作的；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
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对她来说，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