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这种需要就越是强烈。有时,十分年轻的妻子在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便会变得惊恐不安,她对丈夫的要求也会变得过分。她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想让他经常呆在家里;她会干扰丈夫的工作,把偶尔发生的小事当成多么不得了的大事;她还会经常让他帮她做这做那,以至使他无法在家里呆下去。
如果妻子爱她的丈夫,她就会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会愉快地接受怀孕和做母亲的义务,这要看丈夫对此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烦恼。有时,想要孩子是为了加强私通或婚姻关系,而母亲依恋孩子的程度,则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其处境将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会给孩子以强烈的专注,不许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会对孩子表示憎恶,认为他是她极其讨厌的男人的后代。新婚之夜的粗鲁行为,可能会让此时怀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受到憎恶。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她第一次怀孕使她在身心上都处于病态,这反映了她对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怀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体里演出的一场戏剧。她觉得这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
但她也觉得自已被抛来抛去,是被动的,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孕妇身体处于超越状态时,她又感到这个身体是内在的:它呕吐、不适,对自身进行攻击;它不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动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观性因素;但做母亲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却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构成一体,形成为生命所摧垮的一对儿。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轻蔑嘲笑,因为她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创造性的;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创造,因为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会从怀孕和哺乳当中享受到极大快感,以至希望它们能够无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婴儿断乳,这些母亲便会有一种受挫感。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受孕体,和高产的家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发挥她们的肉体功能,她们迫切要求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她们觉得,她们生存的正当性,通过自己身体的被动生育力,得到了稳固证明。如果肉体完全是被动的、惰性的,它便不能体现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将会是迟钝的、无生气的;但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尽管同时它仍是一种粗俗的和现在的现实。女人以前在幼年断乳时所经历的分离,现在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体,同无限的世代之链中的一环,同借助于另一个肉体并为这个肉体而存在的肉体,结合起来。当母亲感到自己在怀着沉甸甸的孩子时,或者当她把他紧搂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时,她实现了在男性怀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复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一个受与自由相伴的焦虑折磨的主体,她与那种暧昧的现实(生命)
联为一体。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社会承认她拥有占有权,而且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爱的特征,现在成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图画,也在向我们展示圣母玛丽亚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她没有真的创造婴儿,他在她的身体里自己创造自己;
她的肉体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个肉体,她根本不能够确立一种生存,这种生存只能自己确立自己。源于自由的创造行动,把客体确立为价值,赋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体中孩子的生存正当性,却未得到这样的证明;他始终只不过是细胞的一种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种残酷事实,和死亡一样是依环境而偶发的,并且在哲学上与死亡是对应的。母亲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但她不可能给这个独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将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给他以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是把他作为她的一般化身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她的个体化生存的产物,将他生出来的。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就很懂得这一点,她说:
我从不认为他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体里发生的,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让他发育到一定的期限,绝不能仓促行事,哪怕这意味着我死。后来他出世了,是我把他生出来的;于是他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可能做完的一件工作……但他毕竟不是那么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化身之谜在每个母亲身上都重复着;每个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成人的神:
除非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将自我实现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母亲参与制造了这种神秘,但她未能控制它;这个发育于她的子宫的人,最后将会有怎样的真正本性,是她所不能影响的。她用两种相互矛盾的幻想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每个母亲都认为她的孩子会成为英雄,因而一想到生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她也害怕生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或怪物,因为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肉体是否幸福要取决于环境,因而是偶然的——而且这个在她身体里住着的胎儿,只不过是一个肉体。有时这种那种神话令她感到困惑;
但女人屡屡在这两种矛盾的幻想之间摇摆不定。此外她也感到另一种含糊性。由于卷入了物种的大循环,她不顾时间和死亡去肯定生命:她由此看到了不朽;但她通过自己的肉体也感到了黑格尔的话的真实性:“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正是“那种外在于他们的爱情之物”,反之,孩子将“在同自身根源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他自己的存在,“而在这分离过程中,那根源将找到它的终点”。对于女人来说,她自己的这种投射,也是她死亡的预兆。每当想到分娩,她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她在这时表现了这种真实性:她担心这会意味着她自己生命的丧失。
怀孕的含义是如此暧昧,当然女人会对它采取一种矛盾态度;而且她的态度会随着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而变化。首先应当强调,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婴儿并不存在;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想像中的存在;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可以默默地想着这个几个月后就要出世的小家伙,可以忙个不停,为婴儿准备摇篮和其他一切用品;她所具体感受到的只是,发生在她身体里的紊乱的机体现象。某些主管生命和生育力的高级祭司神秘地宣称,女人通过她所感受到的某种快感可以得知,男人刚才已经让她受孕:这种神话应当予以抛弃。她在这种事发生时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直觉,后来只能从多少是无法确定的某些迹象来进行推测。她的月经停止了,她变胖了,她的乳房变得又大又娇嫩,她头晕和呕吐;有时她只是以为自己生了病,医生则向她讲明了她的实际情况。然后她才知道她的身体注定要超越它本身;源于她的肉体但又和她的肉体不相干的那个生长物,在她的身体里回复一日地变大;她成了把本身的神秘法则强加于她的物种的猎物,通常这种对陌生的外在力量的屈从使她感到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清晨的不适和呕吐。这部分是由于此时胃分泌液的变化引起的;但若是这一反应不曾为其他哺乳动物所经历,因而对女人是一种重要的反应,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便是心理性的;它表明了人类女性中的物种与个体冲突的激烈程度。即使女人非常想有一个孩子,她的身体在被迫经历生殖过程时,也会进行激烈的反抗。斯特克尔说,“在神经性焦虑的情况下”,孕妇的呕吐总是表明对婴儿的某种拒绝态度;如果女人基于往往是难以言状的理由,采取敌视态度,消化系统的毛病就会被夸大。
海伦·多伊奇说:“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呕吐作为怀孕的口部征兆,其在心理上的加剧,只有在口部的排他倾向伴随着对怀孕或胎儿的敌视情绪时才会出现”;她还说:“怀孕时呕吐的真正含义,往往和少女歇斯底里呕吐的真正含义完全相同,少女的这种呕吐是因无意识的怀孕幻想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古代口中受孕观念的再现,孩子们常常接受这样的观念。
幼稚的女人尤其和过去一样认为,怀孕是一种消化器官的疾病。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病人的例子,这个病人小心地检查自己是否吐出了胎儿的碎片,虽然她也知道这种无法驱逐的想法是荒唐的。病态的饥饿,没有食欲,以及厌恶的感觉,都同样表明了想保留胎儿和想摧残胎儿两种希望之间的犹豫不决。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同时患了过度呕吐和严重便秘症;
她主动和我说,她有一种模糊的念头,又想打掉胎儿,又想逼迫自己保留胎儿,这和她的自觉愿望相吻合。
阿瑟博士(Dr,AIthuS)在他的《婚姻》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情况,简述如下:
T夫人出现了严重的怀孕紊乱,并伴有失控性呕吐……她的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建议她进行治疗性堕胎……病人对这种想法十分不安……所做的简要分析表明,T夫人下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以前的一个校友,这个校友曾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第一次怀孕而离开了人世。一旦把这一背景引入意识,症状便消失了;两个星期后她仍在呕吐,但不再有危险。
便秘、腹泻以及排他性努力,始终是欲望和焦虑的同一种混合体;有时它的结果是流产:
几乎所有的自然流产都有心理上的根源。上面提到的种种紊乱越是受到强调,女人就越是会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就越是会以自我为中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孕妇的众所周知的特殊欲望,是一些无知的、被随心所欲保持着的魔念;在受孕与营养相关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它们总是涉及到要吃的东西;孕妇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产生时常是无法摆脱的欲望,就会表现出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情形在心理紊乱时也常常发生。这种欲望的滋生是一个传统问题,正如歇斯底里的滋生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孕妇希望有这种欲望,她始终留心着这种欲望,她虚构着这种欲望。我听说一个年轻的未婚孕妇,她想吃菠菜想得发疯,便跑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在等着菠菜做熟时急得直跺脚。她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她对孤独的焦虑;由于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迫不及待地忙于满足自己的欲望。阿伯兰特公爵夫人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孕妇的这种欲望显然是由周围人的暗示引起的。她抱怨说,她怀孕时,周围的人对她关心得太过分了:
“这些照顾和善意的关心加剧了不适、呕吐、神经质以及其他许多几乎总是随着初次怀孕而来的痛苦,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吃晚饭,是她开的头……‘天哪!’她突然大叫道,‘天哪!我忘了问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回答。“你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母亲吃惊地叫道,“什么都不想吃?!但这种事还没有听说过。你肯定是搞错了。
你还没有注意过。我要对你婆婆说说这件事。”
于是我的两位母亲在一起商量。朱诺也担心我会给他生下一个长着野猪脑袋的孩子……他每天早上问我:“劳拉,你想吃什么?”我丈夫的姐姐也在旁边附合著……她说,她见过数不清的人都是因为吃不到想吃的东西才变丑的……我终于吓坏了……我挖空心思地想我到底最想吃什么,可竞一样也想不出来。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萝饼时,终于想到菠萝是我最想吃的东西。我一深信我想吃菠萝,便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由于我发现它们还不到季节而增强。
啊,当时我觉得,那种疯狂欲望使你感到,如果得不到满足你会死掉。[菠萝总算搞到了,并且端到了我的面前。我推开了盘子。“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毛病,反正不能吃菠萝。”……他们只好把盘子端走,还把窗户打开,在我的房间撒了香水,以便把那种突然令我十分厌恶的气味除得一干二净。最让人奇怪的是,此后若不是实际上在强迫自己的话,我再也不能够吃菠萝了。
最受人关心或最自我关注的女人,是那些最大量地显示病态征兆的人。那种最容易度过怀孕磨难的人,一方面是些完全献身于生殖功能的主妇,另一方面是些有男人味儿的女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冒险并不感到特别恐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心甘情愿地度过去,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德·史达尔夫人在度过怀孕期时就像在经历谈话似的轻松自如。
随着怀孕的进展,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被牢牢地固定在母亲的子宫;两个机体相互适应;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生物学交换,使女人能够重新获得平衡;她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物种占有,而是她占有了她身体的果实。在最初几个月,她仍是个普通女人,尽管她体内的那种神秘活动一直在持续;后来大家公认她是一个要做母亲的人,她的虚弱只不过是她的荣耀的另一方面。当她的虚弱变得日益明显时,一切都得到了谅解。许多女人发现,怀孕后期她们的心情平静得出奇:她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正当性得到了证明。她们以前总是感到有一种想观察自己、想检查自己的欲望;但出于社会礼仪,她们总是不太敢自由地放纵这种好奇心。现在这则成为她们的权利;她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孩子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或作出努力;她们也不再非得去考虑别人的事情不可;她们对未来的梦想,使此时此刻有了意义;她们只须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
孕妇的——[存在理由〕就在那里,在她的子宫里,并赋予她以丰富多彩的完美意义。
海伦·多伊奇的一个病人说:“它犹如冬天一直在燃烧着的炉子,呆在那里只是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它也像夏天不停喷出冷水的淋浴,令人感到清爽。它就在那里。”于是,随着自我实现,孕妇也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她觉得自己是“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少女时就强烈希望成为的某个要人;作为妻子,她因依附于男人而每况愈下;现在她不再作为性的客体进行服务,但她仍然是物种的化身,她象征着生命的希望,永生的希望。周围的人尊重她;她的任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我们所见,这是鼓励她发明“欲望”的原因。海伦·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有可能让在其他场合似乎是荒谬的行为变得合理。”由于她子宫里另一个人的存在,证明了她生存的正当性,她终于有了特权,使她完全是她自己。
柯莱特在《晚星》中描述了她自己的怀孕过程:
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女人对怀孕的幸福感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适,任何痛苦。幸福感,满足的愉快呻吟——我该用怎样的科学的或普通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庇护感呢?这种情感肯定是绝对势不可挡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忘却。我讨厌隐瞒我过去未曾注意到过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自豪感,庸俗的崇高感。当我的果实日渐成熟时,我享受到了这些感觉……每天晚上我都向我生活的一个美好时光道个小别。我十分清楚,我回顾这段时光时会感到遗憾。但兴奋、满足和幸福淹没了一切,驾驭我的是温柔的动物性,因体重增加而产生的惰性,在我身体里发育的小东西发出的无声要求。
第六个月,第七个月……第一颗草莓,第一朵玫瑰。除了漫长的假日,我又能把我的怀孕称作什么呢?分娩的阵痛已被忘却,但漫长、美好至极的假日却没有被忘却:这一切我全都记得。我尤其记得闲暇时我昏昏欲睡的情景,我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特别想在地上、草坪上、温暖的大地上睡上一觉。这是我唯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有益健康的。快分娩时,我就像是一只偷了鸡蛋想溜走的老鼠。我感到不便,变得非常疲倦,连床都上不去了……虽然我觉得笨重和疲倦,我的假日仍在继续。我得到了不少特权和关心的保护。
柯莱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称这种愉快的怀孕,是“男人怀孕”。事实上,她似乎是这种女人的典型:她们能够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对这种状况并不全神贯注。同时她作为作家,也在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婴儿发出指示,他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把笔帽套在了钢笔上。”
其他女人的心情则比较沉重;她们不断思索着她们新的重要地位。哪怕受到点极小的鼓励,她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复活男性神话:她们用生命繁殖的黑暗,去对抗精神之光;用神秘的内在性,去对抗清晰的意识;用不遂人意日益膨大的沉重腹部,对抗含义丰富的自由。
要做母亲的女人,觉得自己和土壤与草地。根与茎是一体的;她睡着时,她的睡眼就像骚动世界的苍茫浑沌的睡眠。有些人比较能忘却自我,她们尤其喜爱长在她们身体里的那个有生命的小宝贝。在塞西尔·索瓦热的诗歌《芽之灵》中表现了这种喜悦:
你属于我犹如黎明属于平原,我的生命包围着你,犹如温暖的羊毛,你娇嫩的肢体在这儿悄悄地长大。接着是:
萌发的小生命连着我的精华,我用自己的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真奇怪,我觉得我好像在参与形成一颗极小的行星,在塑造这脆弱的天体。我离生命从来没有这样近过。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姐姐,与它的草木和旺盛生命力联为一体。我的双脚踏在大地上时,仿佛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梦见长笛、苏醒的蜜蜂,还有露水,因为他在我腹中踢腾和骚动。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萌动的生命,是怎样用春季的清新和青春的活力充实了我的心!想一想吧,这就是皮埃罗的,J、生命,在我腹内的黑暗中,这个小生命正在让和他一样的无限深沉的两个大眼睛完美起来。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乐于讨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体的女人,那些热爱自己形体美的女人,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变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时,便会深深地感到苦恼。她们会觉得怀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丰富,而宁可说是自我萎缩。
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写道:
孩子现在越来越表现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丽的身体变软了,变弱了,变横了,变形了,真让人感到吃惊……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将是属于我的,唯一属于我的,但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个非常可怜的动物……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十分绝望,常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我在遥远国度的遨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些作为遥远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渐渐地引到了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个农妇能有什么呢?……各种痛苦和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徒劳地告诉自己,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就是一切,等等。不过,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莫名的害怕……我惊异地注视着我可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膨大了……我那可爱的年轻身材哪里去了?我的报负哪里去了?我的名气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丧。这种同巨大生命的比赛进行得太过分了。但当时我也想到随着孩子即将出世,所有这类痛苦都会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着那不堪忍受的时刻……为了母亲的光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迹象。对孩子的第一个动作,对世界人口发生的朝着子宫壁(它使他与世隔绝)的踢腾,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对这种预告一个独立的生命即将出现的信号,有的女人感到无限的惊奇,有的女人则可能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
她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足消灭了她。
胎儿与母体的结合又一次受到干扰:子宫下垂,孕妇有一种受压迫、紧张和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时,她并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