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痛苦地生活着。我非常费眼神地给他补衣服。由于得病,我们唯一的孩子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但我的嘴角上挂着温柔的痛苦微笑,我的眼睛里表现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会非常讨厌看到的沉默勇气。
在超越这些自恋结果时,有些少女比较现实地感到需要一个引路人,一个老师。逃出父母的控制以后,她们发现这种尚不习惯的独立是令人窘迫的。她们所能够做到的几乎只是消极地利用它,陷入任性和放纵。她们仍然希望放弃自己的自由。任性的。高傲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年轻女郎,在私通时被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治得服服贴贴,这种故事是廉价文学和电影的标准样式,也是既讨好男人又讨好女人的陈词滥调。例如,德·塞居尔夫人在《如此童恋!》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吉泽尔的孩子,对过于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开始依恋严厉的老姑母。成为少女时,她又受到一个爱吹毛求疵的年轻男人朱里安的影响。他对她讲刺耳的实话,羞辱她,并想改造她。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富有公爵,生活很不幸福。只是在作为寡妇接受了她的良师的热烈爱情时,她才终于获得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M·奥尔科特的《贤妻》中,任性的乔在她未来的丈夫严厉指责她的一些毛病时,开始和他相爱。尽管美国女人的自尊心很强,好莱坞影片还是一再表现这些难以驯服的年轻姑娘被丈夫或情人的适度粗暴所治服:打一两个耳光,或者,最好是痛揍一顿,似乎是勾引的可靠方式。
然而实际上,从理想之爱到性爱的转变,不全是这么简单的。许多女人多少都能坦率地承认,她们之所以谨慎地避免与所钟爱的对象有任何亲近,是因为担心受骗。如果这位英雄、巨人、半人半神,对他所激起的爱作出反应,把它变成一种现实体验,少女就会感到震骇,她的偶像就会沦为她所嫌弃的男性。有些风骚的少女“拼命”想吸引她们认为是“有趣的”或“迷人的”男人,然而如果他反过来对她们表现出过于浓厚的兴趣,她们又会自相矛盾地心烦意乱。他之所以对她们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作为情人,他未免显得太平庸了——“他不过是个男人,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女孩子责备他使她失去尊严,以此为借口回避会给她敏感的处女性造成威胁的肉体接触。即使她委身于她的“意中人”,她在他的怀抱里也仍是冷淡的,而且,如斯特克尔所说的那样,“在这种事发生之后,一个思想清高的女孩子有时会自杀,或者,由于意中人原来是个‘野兽’,她想像中的整个爱情大厦会顿时倒塌。”
这种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喜好,往往使少女与对她的一个朋友感兴趣的男人相爱,而且这往往是一个已婚男人。她很容易被唐璜式人物迷住;她梦想征服并控制这个任何女人都不曾长期留住的勾引者。她怀着改造他的愿望,不过她也清楚她不会成功,而这就是她所以选择的一个原因。有些少女永远不能体验到真正的完整爱情,她们一生都在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在女孩子的自恋与她的性欲注定她要有的那种体验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冲突。女人不会接受她的次要者地位,除非她在这种放弃行为中可以重新变成主要者。可不是吗,她在变成客体的过程中,成了孤芳自赏的偶像,但对让她仍成为次要者的无情逻辑,她则予以唾弃。
她想做迷人的宝贝,而不是做被人获取的物品。她喜欢像神奇的物神似的,充满着魔力,而不喜欢把自己看做供人观赏、触摸和损伤的肉体:不错,男人的确喜欢让女人成为猎物,但他却在逃避吃人女魔得墨忒耳。
她对能引起男性的兴趣、激起爱慕感到骄傲,但对反过来被捕获却感到厌恶。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她开始懂得羞耻。而这羞耻将会长久存在,与她的风骚和虚荣融为一体。男人们的注视,对她既是奉承又是伤害。她只想让人家看她展示出来的部位,可人们的目光总是太锐利了。于是,男人们发现这种前后矛盾是无所适从的:她袒胸露肩,裸露双腿,可人们一旦去注视它们,她便会脸红,恼怒。她喜欢刺激男性,但如果看到她已经引起他的欲望,她又会感到厌恶,退避三舍。男性的欲望是恭维,同样也是冒犯。就她认为自己应当对她的魅力负责,或应当自动地运用这一魅力而言,她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但就她的面容、体态和肉体是她必须忍受的事实而言,她又不想让这个贪婪而无关的陌生人看到它们。
这就是这基本羞怯的深层含义,它令人困窘地妨碍了最大胆的卖弄风情。一个小女孩可以惊人地大胆,因为她没有意识到采取主动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看到了这一点,她就会感到惊恐和烦恼。没有什么比看一眼的含义更暧昧的了。它在远处存在,在那种距离它似乎意味着尊重,然而它却不知不觉地占有了所看到的形象。未成年女人在这些陷阱里挣扎着。
她开始放纵,但又立刻对自己升腾的欲望严加控制和压抑。在她仍在骚动的身体里,她时而感到抚摸是一种美妙的快感,时而又感到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搔痒。接吻最初使她激动,后来突然让她放声大笑。每次屈从之后紧接着就是反抗。她让自已被吻,但又擦拭嘴唇借以卖弄。她笑容可掬,一往情深,后来又突然热嘲冷讽,充满敌意。她许诺,却又故意忘记。
在如此表现出孩子气的乖僻性情时,这个“不成熟的果子”在防范着男人。少女常被描绘成这种半野蛮半驯化的造物。比如,柯莱特在《学校里的克洛迪娜》和《麦苗青青》中,就是以迷人的万卡的形式这样描写她的。她对自己所面对和君临的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她也对男人感到好奇,对他怀有一种肉体上的和浪漫的欲望。万卡身上被荆棘划破过,她捉喇蛄和爬树,可当她的伙伴菲勒摸她的手时,她还是在发抖。她懂得了使身体变成肉体、使女人第一次展示为女人的兴奋。她觉醒了,开始希望自己是美丽的:她时时梳理头发,使用化妆品,穿薄薄的蝉翼纱;她以卖弄风情和诱惑别人为自娱。但她有时似乎希望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存在,于是她穿起又旧又难看的衣服,或穿不合身的裤子。她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不准她卖弄风情,认为这是对原则的放弃。所以她故意用墨水涂抹手指,不梳头发,一副邋遢相。这种反抗行为使她变得笨拙,她感到了这一点,于是很烦恼。她被激怒了,脸红了,使自己加倍地笨拙,而且对这种想诱惑人且已流产的企图感到战栗。在这个阶段,少女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然而她不承认自己正在变成成人。她一会儿责备自己的幼稚,一会儿又责备自己的女性服从。她处在一种不断否定的状态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们认识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然而也没有完全拒绝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她的每一种欲望,都引起了相应的焦虑:她渴望拥自己的未来,然而又害怕与过去决裂;她希望“有”一个男人,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猎物。而在每一种恐惧的背后都潜伏着欲望,蹂躏使她惧怕,但她又渴望被动。她就这样注定是不真诚的,而且满口遁辞。她注定要受种种表现焦虑和欲望的矛盾的消极观念之困扰。
轻蔑的笑声是用于青春期斗争的最常见的战斗方式之一。女学生和年轻女工在彼此讲充满柔情的或粗俗的故事,或谈到她们的调情时,会“哄堂”大笑。她们从男人身边走过或看到情人拥抱时,也会咯咯地傻笑。我听说,女学生们穿过卢森堡公园的“情人巷”是专门为了发笑;另有些女学生们经常到土耳其浴室,是为了取笑大腹便便、悬着两个大乳房的胖女人。戏弄女性的身体,挖苦男人和讥笑爱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自己和性交有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些笑声当中,除了有对成人的挑衅,还有对自己的窘迫和压抑的克服方法。玩弄字眼和联想是为了消灭危险的魔力:我曾看到小学生们在拉丁文课文发现femur(大腿〕这个词时,便“哄堂”大笑起来。
如果少女任凭自已被乱摸或被吻,她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当着性伙伴的面,或和同伴们一起,用笑声进行报复。我记得有两个年轻姑娘,一天晚上在火车车厢里被一个正在旅行的推销员依次“摸来摸去”,他显然会为他的幸运感到高兴。她们间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在一种性冲动和羞耻的混合感觉中,恢复了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典型行为。
在这个年龄,少女们不但利用放荡的笑声,而且也利用强硬的言辞:有些少女用词之粗野,足以使她们的兄弟感到脸红。这种言辞无疑不那么令她们感到震骇,因为在她们的一知半解中,她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在她们的脑海中引起很准确的联想。况且,她们的意图也不是引起这些联想,而是在阻止它们,或至少是在减弱它们。女学生们相互讲粗俗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感受,而是为了抵制性冲动:她们希望看到性行为的可笑方面,将其看做机械的或类似外科手术的操作。然而和笑声一样,使用淫秽语言不仅仅是战斗方式,而且也是对成人的一种挑衅,一种亵渎,一种故作反常的行为形式。在蔑视自然与社会时,少女用种种奇怪的方式进行挑战和抵抗。人们常会注意到古怪的饮食习惯:她吃铅笔芯、封缄纸、木屑和活虾;她吞服成打的阿斯匹林片;她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并不傻,但用咖啡和白葡萄酒调成一种可怕的混合液,强迫自己喝下去。
她还吃泡在醋里的糖块。我还看见另一个女孩子,发现她那份色拉里有一条小白虫,却毫不犹豫地把它吞了下去。所有的儿童,都坚持用眼和手,并且更直接地,用口和胃去检验世界。
然而在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更喜欢在令她难以理解的和令她反感的领域里探索。“令她厌恶的”东西,常常在吸引着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尽管美丽、娇气、打扮得整整齐齐,但只要觉得自己像个胜东西似的,就的确会被各种“脏”东西所深深迷住:她摆弄昆虫,盯住有月经污迹的衣物,吸自己伤口上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抵制厌恶(这在青春期一开始就是十分重要的情感)的一种方式:如我们所看到的,小女孩对她的过于亢奋的身体,对她的经血,对成年人的性交,对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都感到厌恶;她在抵制这一情感时,对她所反感的东西恰恰是欣赏、亲近。她仿佛是在说:“既然我每个月都要流血,我干脆就用吸自己伤口的血来证明我并不害怕我的血。既缄我将来必须忍受令人作呕的体验,我现在也就可以吞下一条小白虫。”
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所常见的自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少女可能会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伤自己,剥自己的皮。为了逃避一次必须参加的无聊舞会,我年轻时的一位朋友用斧子砍伤了自己的脚,伤势很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这些虐待一被虐狂的举动,既是对性体验的期待,也是对它的抗议。经过这些考验,一个人就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可能的磨难,减轻它们所引起的痛楚,这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蜗牛放在胸脯上或吞服一瓶阿斯匹林片或伤残自己时,她这是在向未来情人挑战——“你对我的惩罚,决不会比我对自己的惩罚更可恨。”这就是她开始进行性冒险时作出的骄傲而阴郁的姿态。
虽然女孩子命定要做男人的被动猎物,可她仍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经历痛苦和厌恶也在所不惜。她砍伤或烧伤自己时,是在抗议对她处女贞操的刺破:她用宣告无效来进行抗议。由于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她是一个被虐狂,然而她首先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笞、蔑视与折磨这依附的肉体,这个被她憎恨的顺从所惩罚的肉体——
可是,她又不希望自己和它分开。因为不论怎样,她都不愿意完全放弃地的命运。她的虐待一被虐狂的失常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不真诚:如果她任凭自己去失常,就会意味着她通过放弃接受了等待着她的女人命运;而如果当初她没有承认自己是肉体,就不会那么仇恨地摧残自己的肉体。
甚至她的暴力引发也源于听从的深处。一个男孩子在反抗父亲、反抗世界时,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和同伴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是在用拳头证实他的主体地位:他把自己强加于世界,他超越世界。然而这不是说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也可以这样地去证实、这样地去强加。
这就是她心里充满怨恨的原因:她既不可以希望改造世界,也不可以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是相信,她是受束缚的——也许她甚至可能希望如此;她只能破坏。在她的愤怒中存在着绝望。她气急败坏,摔杯子,砸玻璃,扔花瓶——这不一定是为了征服命运,而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进行抗议。女孩子由于现在的无能而反抗未来的奴役。她的徒劳的发作,远没有使她所受到的束缚放松,往往只能使这种束缚变得更紧。
她针对自己或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它们比较壮观,却没有实效。好斗的男孩子,把他受到的微小伤害当成他积极活动的不足挂齿的后果,因此,他对此既不追求也不回避(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女孩子那种处境)。女孩子则时时注意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她在心中细细品尝着暴力和反抗的滋味,对结果没有任何兴趣。她的反常,来源于她仍被束缚在童年世界,因而她不可能或不愿意完全从那里逃脱这个事实。她想在牢笼里挣扎,而不是想离开它。她的思想框架是消极的、反射的、象征的。
有时这种反常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的年轻处女都有盗窃廊。盗窃瘤是一种性质十分含糊的“性的升华”。破坏法律和违反禁忌的意愿,被禁和冒险活动所引起的高度兴奋——这种挑战在女窃贼那里无疑是主要因素,但它有双重性。获取无权获取的东西,是为了傲慢地证实她的独立性,是为了在被输的东西和谴责这个窃贼的社会面前扮演主体角色,是为了否定法律和秩序。然而这种挑战也有被虐狂的一面。这个窃贼被她所冒的风险,被如果她被捕那张着大口等待吞没她的深渊所深深吸引。被捕的危险给窃贼行为带来了一种能激起性欲的魔力;在指责的目光下,在捉拿的手掌中,在这一切所引起的耻辱中,她将会完全彻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客体。
获取而未被捉拿,唯恐变成猎物而深陷痛苦,这是青春期女性性欲追求的危险目标。少女们的所有反常而有罪的行为模式,都有这同一种含义。有些少女专门写匿名信,有些则以戏弄伙伴为乐:一个14岁的女孩骗全村的人相信,有一所房子在闹鬼。她们还喜欢在暗地里行使自己的权力、表示自己的不顺从、向社会进行挑衅——喜欢冒被发现的危险!这最后一项在她们的乐趣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至她们屡屡暴露自己,有时甚至谴责自己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拒绝变成客体导致了使自己变成客体:这一作用机制对所有被消极魔念困扰的人都是适用的。仅仅由于一种反应,歇斯底里的麻痹症患者就会对麻痹症感到恐惧、渴望并引起了它:这和发生在精神性痉挛患者那里的情形一样,只有不去想它,治疗才会奏效。
深度的不真诚使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症类型相联系。狂躁症、痉挛、阴谋解以及行为反常——我们发现,她的许多神经病症状是由于我谨慎指出的欲望与恐惧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出走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逛上两三天,自己又回来了。毫无疑问,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想当真带她离开,女孩子的心绪则往往会十分烦乱: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
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妓女,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多少有些胆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凭栏,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时,她离家出走时这出喜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难辨。这种行为往往表达了对性的欲望的厌恶,表达了一种有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里,我就是一个妓女!”她想道。有时她竭力放纵自己:“让我们干到底吧,让我们有个悲惨的结局吧!”她这样自言自语。她想委身于第一个到来者,以自我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不过,这种态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对母亲的敌意,不论是由于少女被严于律己的父亲所疏远,还是由于怀疑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这种态度也可能是表示对过于冷漠的父亲的怨恨。无论如何,这种魔念,和我提到过的常随之而来的怀孕幻想一样,有一种反抗与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精神失常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社会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也不打算重新评估价值。她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她的反抗。这种态度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是为了蔑视它,树立法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能进一步亵渎它。少女的这种态度主要应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在不真诚的痛苦阴影笼罩下,她对世界和她的命运既否认又接受。
然而,她并不是只准备消极反对强加于她的处境,她也努力弥补其不足。如果说未来使她惊慌,那么现在则令她不满;她对成为女人犹豫不决,对仍只是个孩子感到心烦;她已经把过去抛到后面,可还没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无所为;由于一无所为,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她只能用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个“无”。人们常指责她狡猾、不诚实,是个“说瞎话的人”。实际上,她注定是隐秘的、说谎的。一个女人在16岁时就已在经历痛苦的磨难:青春期、月经、性发动、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兴奋、恐惧与厌恶,以及暧昧的体验。她把这一切统统隐藏在心中,并学会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单是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事实,就已在使她习惯于支吾搪塞。凯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写的《老人》这个故事里,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少女们准备参加舞会时,为了暂不让月经来临,怎样喝下令她们恶心的盐与柠檬制成的混合液。她们唯恐年轻的男人们会从她们的眼神,同她们手的接触,或者可能从某种气味,发现她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们心惊肉跳。当一个人感到两腿之间夹着带血的月经带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做一个肉体的原始不幸时,要去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子,一个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对承认自身肉体性的本能拒绝,它与虚伪相差无几。
然而,惩罚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虚伪是,她必须装成一个客体,一个迷人的人,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常的、分离的人,尽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使乳房丰满的”乳罩,全都是假象。连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时冲动的表情是装出来的,被动的惊叹是模仿的。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 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