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十三章 少女 Page 1
虽然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都在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和家庭及朋友的关系中，在做功课和游戏时，她仿佛仍是一个超越的人：她的被动未来，只是一个梦。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未来不但在逼近，而且就扎根在她的身体当中，显露出最具体的现实性。它保留着它一直存在着的主宰命运的特性。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在迈向成人时代是主动的，而少女，却在等待这个崭新的、难以预测的时代的来临。从今以后，它的情节将是被编排的，时间将挟持着她向它流去。她已经在向童年的过去告别；而现在，好像只是一个过渡期。它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目标，只有对时间的消耗。她的青春，在或多或少的掩饰下，在等待中消磨着。她在等待男人。
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无疑也在梦想女人，也在渴望她。但是，她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概括他的命运。然而女孩子，自童年时起，不论是想滞留在女性气质的范围内，还是想超出这个范围，要实现或摆脱，却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耳修斯或圣·乔治式的光彩照人的容貌；他是解放者；他有钱有势，握有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他是迷人的王子。女孩子认为，在他的爱抚下，她将感到被生命的巨流所席卷，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样。
屈服于他的温柔权威，她将重新发觉在父亲怀抱里的那种安全感：拥抱和注视的魔力，将再次使她呆若木偶。她一向承认男性优越。这种男性威望不是孩子的一种幻觉，而是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男人无疑是世界的主人。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少女，变成他们的仆从是她的最高利益：父母这样怂恿她；父亲为女儿的成功感到自豪，母亲则从中看到了锦绣前程；
朋友们对她最受男人注意感到嫉妒和羡慕。在美国的大学，女生的社会地位是由她“约会”的次数来衡量的。
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许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这就是周围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大家一致同意，找丈夫，或时候是找一个“保护人”，对她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她看来，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对他也是这种化身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处在主要者层次上的，而相对于他，她把自己看成次要者。她将摆脱儿童教养院式的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她将开创自己的未来；但她不是主动地征服，而是举手投降，从而被动地、温顺地受新主人的支配。
人们往往断言，如果她对这种服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那就意味着，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男孩子们低劣，没有能力同他们竞争：一旦放弃无希望的竞争，她就会把保障她幸福的任务留给优越于她的那个等级中的一员。但是，事实是，她的这种听天由命态度，并非来自什么先天的劣等性，相反，这种劣等性倒是导致了她的所有缺陷；这种听天由命态度的根源在于进入青春期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尤其在于指定给她的未来。
的确，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它比以前更脆弱。女性器官在发挥作用时，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娇嫩的。她的奇怪而令人讨厌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剧烈运动时的痛苦抖动，使她想起了它们的存在。今后，她的体力、耐力与敏捷将不如男人。她的荷尔蒙之不平衡，将造成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惫和腹痛，使正常活动变得令人苦恼或不可能；心理障碍经常出现；由于神经质和焦躁，女人可能短暂陷入半精神错乱的状态；
神经中枢失去了对末梢神经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血液循环障碍和某些自体中毒，使身体仿佛成了设在女人与世界之间的幔帐，一股烈焰发出的热气笼罩着她，使她感到窒息与隔绝。
通过体验这种痛楚和被动的肉体，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难以担起的重负。过分的负担淹没了她，使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对世界其他部分来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整体破裂了，时间的顺序脱节了，其他人也只不过是被心不在焉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能力仍是健全的，它们就会像在忧郁症患者身上那样，被用来表现机体紊乱状态所引起的不稳定情绪。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但究竟有多重要，这要取决于女人对它们的态度。
大约在13岁，男孩子们经历了真正的暴力见习，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成为他们的权力意志和对竞争的爱好。而就在这时，女孩子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但体育具有专门化和服从人为规定的意味，和自由的、习惯上的诉诸力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它是生活的边缘部分，而不是像自由的战斗、一时兴起的攀登那样，能够直接提供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信息。女运动员永远不会懂得男孩子把对手的肩膀按到地上那种征服者的自豪。况且，在许多国家，多数女孩子没有得到从事体育运动的鼓励。由于不许摔跤和攀登，她们的身体只能以被动方式承受事物。比小时候更为无疑的是，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限制和出人头地的想法：不许她们探险、冒险和扩大可能性的范围。特别是，对年轻男人们十分重要的竞争态度，几乎不为她们所知。当然，女人在她们自己中间也进行比较，但是，竞争，挑战，与这种被动比较完全不同：两个自由人相互对抗，是为了扩大对世界的支配权；爬得比同伴高，强行把一只胳臂压弯，一般是表明一个人对世界的主权。这类专横行为对女孩子们不适合，尤其是在它涉及到暴力的时候。
无疑，在成人世界，暴力在正常年代不起多大作用，但它仍缠扰着那个世界。许多男性行为，都源于潜在的暴力：街头巷尾处处可能发生争吵，这些争吵会慢慢平息下去。但对男人来说，动用拳头来感受他的自我肯定意愿，这可以使他对他的主权感到放心。面对任何侮辱、任何把他贬到客体地位的企图，男性都会求助于拳头，从而使自己面临被殴打的危险：
他不容许自已被他人超越，他本人就处在他的主观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的热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凭实据。彻底否定这一意愿，就是放弃客观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观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像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
在美国南方，黑人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对白人。这条规律便是解开“黑人灵魂”之谜的关键。黑人对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为此据以自我调适的行为，他所寻求的补偿，他感觉与行动的整个方式，都要根据惩罚他的被动性来加以解释。在法国被占领时期，甚至在愤怒时也决不使用暴力去反抗占领军的那些人（不论是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工作去做），发觉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极大的改变：他人可以任意决定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不再有具体的表现手段，它只是一种次要现象。
同样，对于可以迫切要求别人注意他的存在的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和对于她的看法从本产生过直接效果的进人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世界的面貌也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不断地对世界提出疑问；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对什么事，他都可以起来反抗；因而他觉得，他在接受它时，是在主动地对它表示认可。另一个却是一味地服从；解释世界与她无关，在她关心的范围里，世界的面貌是永远不变的。缺乏体力导致了更全面的怯懦：她不相信自己身体有她未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进取、反抗和发明；她注定是温顺的、听从的，只能在社会占有已为她准备好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现状是固定的。
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年轻时虽深知自己的身体弱点，却始终坚决予以否认；因为一旦承认，就会失在智力和政治领域从事任何工作的热情和勇气。我认识一个少女，她从小受到男孩子式的培养，精力异常充沛，自以为和男人一样健壮；虽然她很美丽，又受月经的周期性痛苦折磨，但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有男孩子那种豪爽的性格、旺盛的生命力和主动的精神；她还像男孩子那样鲁莽，要是在路上碰见孩子或女人受欺辱，她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干预。然而，有那么一两次令她不快的经历使她明白了，在暴力上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虚弱的时候，她的自信心便丧失殆尽；于是她开始向女性气质演变，表现出被动性，接受依附性。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就等于失去了自信。一个人只要看看年轻男人置于他们体力的重要性，就会认识到每一个主体都会把他的身体看做自己的客观表现。
年轻男人的性冲动，只会证实他对自己身体的骄傲：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超越与权力的征兆。少女可能顺利地接受她有欲望这一事实，但通常它仍带有羞耻的成分。她的整个身体是她感到窘迫的根本原因。小时候她对自己“内部”所感到的那种怀疑，会促使月经危机产生出令她厌恶的可疑性质。正是由于月经对她的束缚所造成的那种心态，它才成为一种巨大的障碍。少女在某些时期所感到的威胁，也许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以至她要放弃郊游和其他娱乐活动，以免她的耻辱被人知道。由此引起的恐惧，其影响遍及她的整个机体结构，加剧了它的紊乱和痛苦。我们已提到过，女性心理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内分泌液的分泌同神经调节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心理生活与生理实现之间没有什么距离这个意义上，女人的身体，尤其是少女的身体，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青春期紊乱由于烦乱的心情而加剧了，而这种心清又是由于少女发现这些紊乱造成的。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因为她惊恐万状地对待它，所以在她看来它是有病的：它的确有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身体实际上是娇嫩的，而且在它里面确实在发生机体紊乱。但妇科医生们一致认为，在他们的病人当中，有9／10是自以为有病的病人；就是说，她们的病或者根本不具备生理上的现实性，或者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一种心态引起的：它是心理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做女人的焦虑在摧残着女性的身体。
显然，如果说女人的生物学状况的确是一种障碍，那就要归因于她的总处境。只要神经与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是病理性的，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当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气质。每月有一两天不适，虽然难受，也算不上是一种障碍；的确，许多女人对它是有个适应问题，尤其是对运动员、旅行家、舞蹈家和从事繁重劳动的妇女来说，这每月来一次的“灾难”很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多数职业所需要的体力是女人力所能及的。而在体育运动中，人们盼望的结局不是与身体条件无关的成功，而是在每种体型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完美：轻量级拳击冠军和重量级拳击冠军没有什么两样；女滑雪冠军并不比滑得更快的男滑雪冠军逊色：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等级。在同男性比较时，恰恰是热衷于自己比赛项目的女运动员，感到自己极少有障碍。不错，女人的身体弱点不允许她从事暴力训练；但如果她能用她的身体表现自己，并以其他某种方式面对世界，这种不足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补偿。让她去游泳、登山、驾驶飞机、搏击暴风雨、冒险、探险，她就不会在世界面前感到我提到过的那种怯懦。正是在她无处发泄的总处境中，她的诸种特质——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对童年自卑情结的证实——才呈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而且，这一情结会严重影响她的智能水平。人们常说，青春期以后女孩子就在知识和艺术领域落伍了。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没有得到她兄弟那样的鼓励——而是恰恰相反。人们期望她仍然做一个女人，于是她除了职业学习方面的义务外，还要履行包含在她的女性功能里面的那些义务。一位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对这个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少女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产生了不再和家庭有关的新欲望。她经常要相当努力地工作……她晚上回家时累得要命，脑子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家里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母亲照例使唤她，留下一些家务活儿让她做，她还要收拾自己的衣服。要完全摆脱那一直在缠扰她的秘密想法，是不可能的。将自己的处境与在家没有任何义务的兄弟相比，她感到很不幸，遂起了反抗的念头。
母亲毫不犹豫地压在女学生、女学徒肩上的家务琐事和常见的笨活儿，最终使她们劳累过度。战争期间，我在塞夫勒亲眼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被学业之外的家务重担所压垮：一个患了脊椎结核，另一个得了脑膜炎。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母亲对女儿的解放暗怀敌意，多少是在故意地欺侮她。但是，男孩子变成男人的努力却受到尊重，他享有许多自由。女孩子必须留在家里，她的行踪受到监视：她绝不会被鼓励去自寻欢乐。我们很少看到女人自行组织远足或旅行，不论是徒步的还是骑自行车的；也很难见到她们致力于台球或滚木球之类的游戏。
不只是女人所受的教育使她们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也使她们难以独立。如果她们漫步在街头，便会受到注视，便会有人上来搭讪。我就认识几个少女，她们毫不胆怯，然而她们独自在巴黎街头散步时，却没有发觉乐趣，因为她们被人纠缠不休，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于是她们感到索然无味。如果女学生像男孩子那样，一群一群地嘻嘻笑笑地穿街过巷，她们就会大大出丑；走路时迈着大步、唱着小曲儿、高谈阔论，或哈哈大笑，或吃苹果，都会把人激怒。这样做的女学生会被侮辱、被尾随或被人上前搭话。无拘无束的欢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强加于女人并变成“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杀了自然的本性，压抑了她的充沛活力，其结果是紧张、厌倦。
这种厌倦是传染性的：少女们很快就会彼此厌倦起来。她们囚在自己的牢笼里，不可能为共同利益团结一致。这就是她们离不开男孩子们陪伴的原因之一。这种自我满足的无能，导致了贯穿于她们一生的、甚至表现在她们工作中的怯懦。她们认为，只有男人才能获得显著成功；她们唯恐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小女孩，在把自己和男孩子相比较时，宣称“还是男孩子的处境好”。这种对自己的虚弱的深信不移，导致了懒惰和平庸。一个对男性并不表示特别敬重的少女，会因一个男人胆小而责备他。当别人说她自己就是一个胆小鬼时，她会得意地宣称：“哦，我是一个女人嘛，那是不同的呀！”
这种失败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不认为她对自己的未来负有责任。
她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因为她的命运最终将不取决于她本人的努力。她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给了男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这样交给了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这个观念，才建立了关于这种劣等性的真理。
而且，实际上，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是通过增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取得的，而宁可说是通过根据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己获得的。在尚无经验的时候，她并不是始终都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具有攻击性，可能想用一种粗暴的权威、一种自得的坦率去征服他们。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使她注定要失败。所有的女孩子，从最低三下四的到最清高孤傲的，迟早都会懂得，要讨人喜欢，她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嘱咐她们，不要再把男孩子当成伙伴对待，不要去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如果她们想建立友谊或开始调情，就必须处处小心，避免显出主动的样子。男人不喜欢garCOns manques［男孩气的女孩子)，女学者或聪明的女人；过分有胆量，过分有文化或知识，过分有个性，会他们吓跑。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在许多小说中，最后总是愚蠢的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公，击败了较有男人气的浅黑型的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里，玛吉徒劳地想颠倒一下角色，但她终于死去，是金发女郎露西和斯蒂芬结了婚。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是索然无味的艾丽丝，而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赢得了男主人公的爱情。在制。《小妇人》中，可爱的乔只是洛丽的童年伙伴：他把爱留给了毫无生气的艾米和她迷人的卷发。
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由于在做人的使命与做男性的使命之间没有矛盾，相对来说，年轻男人的生命历程比较容易完成。这一优越条件，甚至在童年就显现出来。通过独立和自由方面的自我表现，他获得了社会价值，同时获得了他的男性威望：他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提一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财富、名望和女人都是他要追求的事业；促使他进行努力的榜样之一，是受女人崇拜的、有权势有名望的男人。
然而，年轻女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性的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青春期对女人之所以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其原因只能从这里去寻找。
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她不但像她的兄弟一样（不过更痛苦）被分裂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而且在她对成为主动、自由的主体的固有要求，同她的性冲动以及逼她承认自己是被动客体的社会压力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她的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看做主要者：她怎么能下决心变成一个次要者呢？但是，如果我只可以完成我作为他者的命运，我又该怎样放弃我的自我呢？这是做女人必须与之斗争的痛苦的两难境地。
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独立的童年期与顺从的女人潮之间徘徊犹疑。正是这种无常，在她离开末成熟的青春期的时候，使她尝到了青果的苦涩。
根据早年倾向，少女对这种处境的反应是变化无常的。这位“小母亲”，未来的主妇，能很容易对自己的变化听之任之。但是作为“小母亲”，她可能已经具有对权威的爱好，从而导致她反抗男性的束缚：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其目的只在于不变成发泄性欲的对象和仆人。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姐姐们身上，她们还在十分年幼时就承担了沉重的责任。garcon manque 〔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在发现自己是个女人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受骗感，这可能直接导致同性恋。然而，她在独立和暴力中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占有：她一般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女性权力和母性的体验，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命运的全部地盘。通常，虽然有一些反抗，少女还是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她在撒娇的童年阶段，在和父亲在一起时及在她的性幻想中，就已经知道了被动性的魔力；她看到了它的力量，但虚荣心马上又和她肉体所引起的羞耻心搅在了一起。令她心情激动的那只手、那副容貌，是召唤，也是祈祷；她的身体仿佛具有了不可思议的优点；它是财富，是武器，她引以自豪。她的娇态，虽然常常在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就已失去，现在却又重新出现。她试用各种化妆品，试做各种发式；她不再掩饰自己的乳房，而是按摩，使之丰满；她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微笑。
性感同诱惑的联系十分密切，以至在性的敏感没有被唤起的所有实例中，我们所观察的主体没有任何想取悦于人的欲望。实验表明，甲状腺有毛病的人（因而感觉迟钝，难打交道），可用注射腺液予以改变：他们开始微笑，变得快活，十分装腔作势。受唯物论哲学影响的心理学家们曾鲁莽地宣称，撒娇是甲状腺分泌的一种“本能”。但这种令人怀疑的解释，在这个时期和在童年早期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在器质性缺陷的所有情况中，如贫血，身体变成了负担。一个怀有敌意的陌生身体，既不会希望也不会允诺任何事情。它一旦恢复了平衡与活力，主体就会立即承认它归他所有，并通过它，追求对他人的超越。
对少女来说，所谓的性超越，就是变成猎物，以便达到她的目的。她变成了客体，她把自己看做客体。她惊讶地发现自身存在的这种新形式：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双重的人，不再与她自己完全吻合，而是从现在起开始存在于她自己之外。于是，在罗莎蒙德·雷曼的《请跳华尔兹》中，我们看到奥莉维亚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突然面对她自己的，是作为客体的她。这引起了一种短暂然而是迷惘的感受：
现在，每当面对镜子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
一个飘忽不定的、难得出现的陌生人，也许会冒出来：一个新的自我。
它发生过两三次了……她对着镜子看自己……
他们的主体性不再有具体的表现手段，它只是一种次要现象。而且就扎根在她的身体当中，显露出最具体的现实性？
啊，这会是谁呢？……但这是别人。这是一副神秘的面孔，既郁郁寡欢又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地在后面翘着，仿佛被疾风吹起。是上衣弄成的吗？她的身体里面好像得到了和谐的装配，既紧凑又舒展，既静止又流动，充满了活力。这是一幅带有青春美的少女画像。屋里被映出的一切东西，仿佛都在陪衬着她，描绘着她，都在悄悄地说：这就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