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十二章 女孩 Page 3
的确，传说和故事中的女巫和女妖，握有可怕的魔力。此外，安徒生《天堂里的花园》里的风神母亲形象，令人想起最早的伟大女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全都服从她，在她面前诚煌诚恐；当他们行为不规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大口袋里。但这些人物没有吸引力。
仙女、海妖和水精则更令人愉快，她们不受男性的支配。然而她们的存在却是模糊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干预人间事务，却没有自己的命运：安徒生笔下的小海妖，从变成一个女人那天起，就懂得了爱情的束缚，于是受苦便成了她的命运。
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
和古代传说一样，在现代小说里，男人也是一位有特权的主人公。德·塞居尔夫人写的书是个奇怪的例外：她的书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虽然并非不存在，却在扮演着滑稽角色。但一般来说，和现实世界一样，父亲形象被神圣的光环环绕着。例。妇人冷的女性戏剧性人物，是在父亲的庇护下出场的，父亲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出现，却很神圣。在冒险小说中，周游世界的，作为水手进行航海旅行的，在丛林靠野果充饥的，总是些男孩子。一切重大事件，都是由于男人的作用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的说法。如果少女看到这些内容，如果她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她就会明白，今天和以往一样，仍是男人在主宰着世界。
她所崇拜的政治领袖、将军、探险家、音乐家和画家，都是些男人。无疑只有男人才能在她心中激起热情。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世界。通常，由于宗教对妇女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小女孩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的支配，小女孩也比较容易受宗教的影响。西方宗教中的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着男性明显特征的绅士：他蓄着非常漂亮的白络腮胡子。对基督徒来说，基督肯定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留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根据神学家们的解释，天使倒是没有性别，但是有男性的名字和年轻男子的英俊容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主教（人们吻他的戒指），以及做弥撒与布道的、人们跪在黑暗的小屋向他忏悔的神父，他们全是些男人。对虔诚的小女孩来说，她与永恒的圣父的关系，和她与世俗父亲的关系相似。随着前者在想像中的发展，她懂得了更近乎彻底的顺从。其中天主教给少女造成的影响最为混乱。圣母玛丽亚在听完坐在她膝盖上的天使的话以后，回答说：“看哪！主之婢女。”抹拉大的玛丽亚卧在基督的脚边，用她的泪水给他洗脚，用她的头发，她那女人的长长秀发，把脚擦干。
圣徒们跪在地上，表白着他们对杰出的基督的热爱。少女也跪在地上，身上散发着芳香，任凭上帝和天使去注视：这是一种男性的注视。人们往往坚持，在色情语言与女人讲的神秘语言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圣·泰丽莎就是这样写到耶稣：“啊，我最亲爱的，由于您的爱，我情愿在尘世上感受不到您那无法表达的亲吻……但我祈求您，用爱把我燃烧吧……啊，我愿变成您所爱的猎物……”等等。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感情的流露始终具有性的含义。相反，事实是，女性性欲的发展，充满了女人通常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宗教情感。的确，小女孩在忏悔神父面前所感受到的，甚至独自站在圣坛下面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她以后在情人的怀抱里将感受到的颤抖非常相似。这就是说，女性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而这种被动的快乐，也是徘徊在幽暗教堂的年轻女信徒的一种享受。
当垂首捂脸的时候，她懂得了自我克制的奇迹：她跪在地上，却在向天堂攀登；她向上帝的双臂投降，却被保证和轻盈的云朵与天使一起升天。她正是用这样一种对奇迹的体验，去复制自己的世俗未来的。女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别的途径，发现这种未来：每一件事都让她沉湎于投入男人怀抱的白日梦中，以便被超渡到光荣的天国。她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她必须被爱；而要被爱，她必须等待爱的降临。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她在服从。在歌谣和故事里，我们看到，年轻男人为了追求女人而离家出走，甘冒风险。他杀死巨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楼中，关在宫殿里，囚在花园或山洞里。她被捆在岩石上，是个俘虏，正在酣睡：她在等待。
Un jbur prince viendra［我的王子总会到来〕……我爱的男人总会出现——民歌里的这些歌词，使她对忍耐和希望充满了梦想。
于是，女人的最大需要就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所渴求的回报，虽然她们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而最常见的却是，除了美貌，不要求她们有别的特长。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容貌的关注会如此入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只有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丑陋总是与邪恶残忍地联系在一起，当不幸雨点般地落在相貌丑陋的人的头上时，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在惩罚她们的罪恶，还是在惩罚她们难看的容貌？年轻美丽的少女，虽有锦绣前程，最初却往往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布拉邦的热那维也夫（Genevieve of Brabat）和格里赛尔达（Griselda）所写的故事，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么简单。爱情和折磨，在故事中令人不安地搅在了一起。女人只有先跳进不幸的深渊，才可以保证得到最美妙的胜利。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男人，小女孩都懂得，只有最彻底地顺从，她才能变得无所不能：她以受虐为乐，因为受虐答应她征服一切。其雪白的身体在狮爪下鲜血淋漓的圣·布兰丁娜，死一般躺在玻璃棺内的白雪公主，昏睡的睡美人，昏倒的阿塔拉，这一个个遍体鳞伤、被动、受伤。屈膝、受辱的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都在向她们的年轻姐妹们证明，那殉难、被弃、顺从之美所得到的令人神往的显赫。毫不奇怪，当少女的兄弟在扮演英雄的时候，她十分愿意扮演殉难者：异教徒把她扔给狮子，淫乱的男人拖住她的头发，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密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可在她的头上却罩着神圣的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就想吸引男人们的爱，使他们感到不安，被他们拯救，死在他们的怀中。”在玛丽·勒·哈尔杜恩的《黑幕》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受虐狂的白日梦的典型例子：
7岁时，我不知道用哪根肋骨，造出了我的第一个男人。他又高又瘦，很年轻，穿着袖子拖地的黑缎子衣服。他的金发很长，卷曲得很厉害……我叫他埃德蒙……后来我送给他两个弟弟，查理和塞德里克；
这三个穿着和长相一样的兄弟，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活……他们的小脚和漂亮的小手，使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变成了他们的姐姐玛格丽特……喜欢完全受他们摆布，埃德蒙对我操有生死之权……他稍有借口，就抽打我……他一开口，我就惊恐不已，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我的老爷，”但有一种做白痴的快感……当我受的苦无法忍受时，我乞求他的怜悯，吻他的手，这时，虽然我的心终于破碎，我却进入快活得想死的境地。
更多的小女孩虽不那么早熟，却也在梦想，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恋爱了。到了9岁或10岁，她会喜欢化妆面部，把胸衣填得鼓鼓的，装成大姑娘的样子。但是，她并不想和小男孩有任何实际的性体验：如果她偶尔和他们躲在一边，玩“相互亮出什么”的游戏，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性好奇的问题。然而，她的确在梦想某个成年男人是她的性伙伴，不管这个男人是纯粹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会满足于默默地爱。我们可以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回忆录《回顾》里，找到这种孩子气的白日梦的极好例子。她叙述自己在5岁时第一次发现了爱情：
当然，那和我小时候的小小性快感，比如我跨在一个椅子上，或在睡觉前抚摸自己感到的满足，毫无关心……这两件事，全是我小心地背着别人做出来的……我对这位年轻男人的爱，无非表现在睡觉前想他，虚构着美妙的故事……我相继爱上了我父亲的所有高级职员……他们离去时，我没有感到很伤心，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我梦想的一种借口而已……我上床时，我为自己太年轻、太胆小而报复自己。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我能毫不费力地让他浮现在我眼前，但我不得不改变我自己，以至在看到自己时，不再是“我”，而是变成了“她”。首先，我18岁了，而且美丽动人……我有一个精致的糖盒子……我的棕色头发卷得很短，我穿着薄薄的棉布长袍。我们分别了十年。他回来时一点儿也不显老，他一看到这妙不可言的仙子，就神魂颠倒了。她好像记不起他了，她非常坦然、冷漠和机智。我为这第一次相聚，编造了十分精彩的对话。紧接着是误会、非常困难的征服、对他产生失望和妒忌的残忍时刻。终于他被逼到绝路，坦率承认了他的爱。她默默地听着，就在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时，她突然说她一直在爱着他，于是，他们拥抱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俩经常相依偎着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听到他们的喃喃细语，同时也感到他们身体接触的温暧。但是，以后的一切就无法想像了，我根本没想结婚那么远。第二天早晨，我在洗脸时想了一会儿。我欣赏着自己涂满肥皂的脸（虽然在别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并不美丽），觉得它很有希望，在把我诱向遥远的未来。但我不能不着急，一旦我把脸擦干，一切全都完了。我对着镜子又一次看着我那平凡而又孩子气的脸，再也引不起兴趣。
游戏和白日梦，把小女孩引向被动。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变得顺从，让自己不健全。如果说顺从还有吸引力，那种不健全则实属可恨。男人和爱情，尚处在遥远而朦胧的未来中。当前，和她的兄弟一样，小女孩也在追求主动和独立。自由的负担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沉重，因为它不意味着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在大人保护下是安全的：他们不打算逃走。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如柯莱特所生动描绘的“西多”那样，是理解人的、考虑周全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少见。在接近病态的情况下，母亲如同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撇开这种很常见的情况不谈，女儿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母亲在女儿面前要求成为主权的主体。这一要求引起孩子的反抗。柯莱特·奥德里叙述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这种反抗：
我不能和她讲实话，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无辜的。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未感到过无罪。她是一个大要人，而我对她怨恨不已，至今也没排除。我心底有一种残忍的未愈合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在发作……我倒不是认为她太严厉，超出了自己的权利，我只是想拼命地说：“不，不，不！”我责怪她，不是因为她的专权、她的命令和禁令，而是因为她想挫伤我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是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是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感觉到的。当她告诉来访的太太们，孩子受罚后更肯听话时，她的话哽咽在我的喉中，使我无法忘却：我既不能把它们吐出来，也不能把它们咽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她毕竟把我吓住了，而我只能用讲点不恭敬的话，作九点无礼的姿态，来进行报复并引以为荣），但不论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存在，只要一重复挫伤、听话、惩罚、蒙辱这些字眼，我心里就会充满无言的狂怒——
我不想受到挫伤已有很久了。
当母亲失去自己的威信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反抗会更加激烈。她是这样一种人：
等待、服从、哭泣和发脾气。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尊重。作为受害者，她被人瞧不起；作为泼妇，她令人憎恶。她的命运仿佛是迅速周而复始的典型：
生命在她那里只能不断地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她的女儿不希望做她那种人，而是崇拜摆脱女性奴役的女人：演员、作家和教师。她渴望参加运动和从事研究；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和男孩子们一争高低。
她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经常涉及分享性秘密。小女孩们相互交换和讨论她们所能得到的这方面信息。而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了她朋友的兄弟，这种事屡见不鲜。如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娅就是这样既是娜塔莎最要好的朋友，又在爱着她的哥哥尼古拉。这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人们普遍会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喜欢有秘密。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能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她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她努力干预大人的事；为他们编造连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等。在伙伴们当中，她假装着不起男孩子，就如男孩子看不起她那样。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她们咯咯地傻笑，拿男孩子来开心。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原始部落女人反对男人支配的行为，也通过拒绝接受她的命运，同样表现在每一个新入门者的身上：她的超越性在谴责她荒谬的内在性。她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在这方面的许多调查，几乎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男孩子，和当时的柏拉图一样，都宣称害怕做女孩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对自己不是个男孩子感到遗憾。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统计，每l00个男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愿意做女孩子；75％以上的女孩子，都愿意改变性别。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勃杜恩在《儿童的心灵》曾引用过）表明，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有18个说，天下什么人他们都愿意当，就是不愿意做女孩子。22个女孩子，有19个想做男孩子，理由是：“男孩子处境好，他们不必像女人那样受罪……我母亲会更爱我……男孩子的工作更有趣……男孩子更愿意学习我会开玩笑吓唬女孩子……我再也不必害怕男孩子了……他们更有自由……男孩子的游戏更有意思……他们不为穿什么而烦恼。”这最后一条，经常重复出现：
大多数女孩子都抱怨，她们的衣服使她们心烦，她们没有行动自由，为了不弄脏自己淡颜色的衣裙，她们必须处处小心。
在10岁或12岁时，大多数小女孩的确是“garcons manques”［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是说，她们是缺少男孩子的某个部位的孩子。她们不仅觉得这是一种剥夺和不公道，而且还认为，她们被迫处于的那种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在女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无所事事的活力变成了神经质。她们的过于娇气的工作，无法耗尽她们的过于旺盛的精力。
她们变得厌倦，由于厌倦并为了补偿自己的低下地位，她们任凭自己去做那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她们尝到了这种轻易逃避的甜头，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感。她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她们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聊天，在聊天时又把严肃的句子和无意义的词汇混在一起，变成了大杂烩。由于被忽视、被“误解”，她们在自恋的幻想中聊以自慰：她们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浪漫式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而又自我哀怜。她们十分自然地变得娇气十足。装腔作势，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保留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引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 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