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九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 Page 4
女人既然被树为母亲，她就要首先作为母亲受到爱戴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目中，男人今天只希望知道那和蔼可亲、吸引人的一面。男人是受时空限制的，他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他在自然和历史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两者都与他无关。女人也受到限制，和男人一样，她也有精神；但她也属于大自然，生命之流源源不断地从她那里流过。所以，她在个体与宇宙之间好像是一个调解者。既然母亲已是一个使人放心的圣人，男人自然要转而去爱她。他在自然中迷失，于是想逃避，但一旦同她分离，又希望回去。母亲被牢牢地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属于自然，不过自然变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还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神秘性，就和达·芬奇画的圣母像中的那种神秘性一样。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却梦想自己能够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这个和他有区别的女人。他在崇拜母亲对，极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财富。承认他是母亲的儿子，就等于从心里承认他的母亲。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过去的联系而言，这是同女性并为一体。
在维多里尼写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中，主人公看望母亲时所寻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与果实，是他的童年，是他对祖先的记忆，是传统，是他的个人生活他从那里切断的根。正是这深深扎下的根，让男人对自己的超越倍感骄傲。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样挣脱出母亲怀抱，为冒险、为未来和战争而一往无前的，这让他感到高兴。这种分别，若无人挽留，便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动，就会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且，他也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随时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在紧张的战斗之后，主人公很想和母亲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内在性的宁静：她是避难所，是静寂；她用手抚摸他时，他又落入自然的怀抱，他任凭自已被生命之流静静地冲向前去，就像在子宫或坟墓里那样。如果说传统让他为探母而死，那是因为，在母性面前，甚至连死亡也是驯化了的，与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体生命密切相关的。
和在古代帕耳开神话里一样，母亲仍与死相关，就是说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与生联为一体，把死与社会、公共福利联为一体。所以，对“英雄母亲”的狂热崇拜受到蓄意鼓励：如果社会能说服母亲让她们的儿子去死，它便会认为它有权杀死他们。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控制母亲对于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身上满载荣誉，她拥有一切美德，宗教的产生与她有特殊关系——因而不许背离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笃圣罪和亵渎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护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话。所以她会以既定的方式去亲切指导她的孩子。一个社会，其乐观态度越是坚定，它对这种温柔权威的服从就越是驯服，母亲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怀利（Philip Wyie）在《毒蛇的后代》中，把美国“妈妈”描绘成了一个偶像，因为美国正式的意识形态，其乐观主义十分坚定。赞美母亲，就是承认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动物的形式，又具有人类社会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由于奥古斯特·孔德梦想达到这种综合，他让女人变成了未来人类值得崇拜的人物。但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对母亲的形象。他们对她表示蔑视，拒绝接受那种试图通过母亲这位法律与习俗的守护者所强加于他们的——毋m〔现状严。
给母亲带来荣耀的尊重，环绕着她的禁令，压抑了怀有敌意的憎恶，而这种憎恶与她引起的肉体敏感性自然地温在了一起。然而，对母性的某种潜在恐惧依然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以来，始终存在一种较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达这种厌恶的神话：这就是关于岳母的神话。从寓言到轻歌舞剧，男人总是通过他妻子的母亲去表达他对母性的轻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不愿意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是被生出来的：他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写照，她在生出女儿时就使她面临衰老的厄运。她的肥胖和她的皱纹在提醒人们注意，肥胖和皱纹也会出现在年轻的新娘身上，这样便可悲地预示了新娘的未来。她在母亲旁边似乎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物种的一个阶段；她不再是一个被人渴望的猎物，一个被爱的伙伴，因为她的个体的和分离的生存被融进了一般的生命。她的个体性被普遍性淹没，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于过去和肉体的存在可笑地夺走：男人正是这样让怪人的客体生存沦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满了积怨，那是由于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运是大家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各国的故事与传说都让继母充当母性残忍一面的化身。是继母把白雪公主给整死的。在继母的邪恶形象中，始终《以发现戴着繁髅颈链的喀里的影子，如德·塞居尔夫人（J肝班加种辩）书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时就是如此。
可是在被尊为圣徒的母亲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群把草药汁和命星放射物献给男人的善良的女术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双极温柔的手的护士，魏伦动轴心地梦中的情人：
你甜蜜、沉思，对什么也不吃惊，
人们吻你的前额，犹如一个孩子。有人说她们同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和淡水一样，非常神秘；她们敷裹并治愈伤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无声智慧，她们无师自通。在她们面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体验到温顺和重新变成孩子的甜蜜，因为和这些女人呆在一起，无须为威望而斗争：他不会妒忌自然拥有的非人的魔力；这些在照料着他的聪明初学者，在奉献自己时承认她们实际上是他的仆人；他服从她们的仁慈权力，因为他知道，尽管他服从，他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纯洁的少女，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在这伙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会被许多人看成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爱人。既然母亲以前曾经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着奴役的，人们就不必再把她当成伙伴，因为她现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着奴役的。为母亲恢复名誉，就是为肉体因而也就是为肉体结合及妻子恢复名誉。
由于她的魔力武器为婚礼所剥夺，她在经济和社会上附属于丈夫，于是“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以至有和他一样的本质。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为她负责。他称她是他的“老婆”。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就像他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有时甚至更加骄傲。通过她，他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在东方人看来，一个女人应当是丰满的，这样人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她就能够为丈夫增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把她们打扮得越俏丽，他得到的评价就越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如他订做的汽车车身那样。若他是富有的，就会用裘皮和珠宝来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会夸耀她有德行和会持家。而最穷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个能侍候他的女人，就会认为他毕竟有了一点财产：《驯悍记》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邻居全都找了来，看他可以多么有权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男人都会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 Candaules）：他当众裸露妻子的身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大肆宣扬他的好品质。
但是，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为乐。除了犁钟开沟的那些现实主义象征，如果女人还是一个人的话，她还有更神圣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这块泥是被动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对它的加工和处理很快就会完成，因为做这项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女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种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拥抱。于是，男人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主人：它更值得驾驭，因为它不断地逃避控制。
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了一个陌生者，他骄傲地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无可指责的狂欢中，他发现了他自己动物本性的伟大：他是雄性。同样他也发现女人是雌性，不过这个字眼现在溢满赞美之义：这个雌性动物在为她的孩子操心，在给他们喂奶，在抚摸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这个雌性是人类的典范。男人激动地要求他的伴侣做出这种忍耐，这种奉献。她依旧是大自然，但却被渗入了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将这些美德领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从这一角度来看，事物具有欺骗性。布娃娃一旦被撕开，它的内部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再有什么灵性。生物的内在本性更让人难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内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时，但它也隐瞒了这些秘密。男人把这个隐隐颤动的生命骗到他家时，这种神秘性并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坏。女人把雌性动物的功能搬进了人类世界。她延续生命，统治内在性的王国；她把子宫的温暖与亲密带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而这个家不但维持了过去，也在预示着未来。她生出下一代，养儿育女。多亏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于工作与活动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于她的内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时，总算又能抛锚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连续性是靠他的妻子来保证的；不论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么意外，她都要保证让他吃好、睡好。不论什么被搞坏了或用旧了，她都要恢复过来，她为疲惫不堪的工人去做饭，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她缝缝补补，洗洗唰唰。她把整个广大世界全都引进了她所建立和维持的婚姻世界：她生起炉火，在房子周围种花，驯化来自太脱水和大地的物质。一位被倍倍尔列举过的资产阶级作家，认真总结了这一理想：“男人所渴望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不但只为他一个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抚平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带来宁静、秩序和稳定；他每天回到家时，她可以温柔地调节他的情绪和控制他得到的东西；他希望有人能够让家中的所有东西都飘洒着女人那种难以言状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种生机盎然的温暖。”
基督教出现以后，女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被精神化了。男人从女人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她不是集中体现了事物的那种可直接供玩赏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纯粹的存在，比肉体的神秘性更加高深莫测，它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荣格说，城市总是被比做母亲，因为它们包括公民：于是赛比利被描绘成戴着塔式头冠。同样人们也谈到“祖国”（mother coulltw），但这不仅是指养育他们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为象征的一种更微妙的现实。在旧约全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仅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处女，有些城市则是妓女，如巴贝尔和泰尔。所以法国被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国、罗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协和广场的那些赋予斯特拉斯堡和里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气质。把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为许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觉到。旅游者常从女人身上寻找所访国家的要害：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时，他似乎觉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质。有一位记者说：“每当我来到一所新的城市，总要先去光顾妓院。”如果说一块棕黄色的巧克力就可以为吉德揭示出整个西班牙，那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亲吻就更可以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动物和植物、它的传统和文化，向情夫全盘托出。女人虽然不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实力的概括，但她却是它们物质内核的和它们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从拉马丁的《格拉齐拉》到皮尔·洛蒂的小说及莫朗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过女人去把握一个地方的灵魂。米尼翁（Mignon）、西尔维亚、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尔曼（Cannan），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和安达卢西亚的最深层现实。在德国人看来，歌德赢得了阿尔萨蒂安·弗里德里卡的爱，是德国兼并阿尔萨斯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巴莱土看来，柯莱特·博杜克拒绝同一个德国人结婚，就是阿尔萨斯击退了德国。他用贝尼丝这个小人物来象征文格莫尔特和一种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类的灵魂，男人也在她身上发现了他的神秘幽灵；男人的灵魂是普赛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乌拉路姆》中，普赛克具有女性的特质：
有一次，我和我的灵魂
穿过长着松柏的泰坦小径信步走去——
和普赛克，我的灵魂……
我抚慰着、亲吻着普赛克……
我说：“亲爱的妹妹，在这位说的墓口，
可留下了什么？”
而马拉梅在和“一个灵魂或不如说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戏剧对话中，把灵魂称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贵妇”（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较少用肉体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个人本身，仍被一种难以察觉的女性气质所缠绕。
这一隐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国放射出光芒；灵魂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国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质，也具有抽象的本质，如制度：基督教教会、犹太教、共和政体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和胜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he essential 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比喻，不论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灵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们的调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给上帝；她是在地狱里指引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是激励彼特拉克走向诗的顶峰的劳拉。在把自然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所有学说中，她仿佛是和谐、理性和真理。诺斯替教派把所罗门的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妞，并认为她有拯救乃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受人赞许的本体；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无损的光辉，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笔下的面色苍白的死者犹如流水，犹如拂面而过的风和流逝的记忆。由于骑士爱和女雅士的出现，并且由于向女人献殷勤的传统，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宁可说是一个幽灵，一缕清香，一道霞光。于是，女性之夜的浑浊变成了透明的，而邪恶也有了变成贞洁的趋向。
女人向下的作用发生了逆转，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处宣告：
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向上。
…至高的圣母啊，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让孤儿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爱始终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萨莱诺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双能治病的手…能让瘫痪者行走，能起死回生。
在这些祈祷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玛丽亚是生育力。露水与生命的泉源。许多雕像都描绘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边时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广的一句话。她没有创造力，但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她上藏于地下的东西跃到光天化日之下。她是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刻现实，是核心和精髓。通过她，欲望得到了满足：把她给予男人是为了让他得到满足。她治病救人，使人强壮；她是男人与生命的中介；而生命来自上帝，所以她也是人与上帝的中介。德尔图良把她称为“魔鬼的大门”，但经过美化之后，她则变成通往天堂的大门。我们在绘画中看到她打开天堂的门窗，或在天地之间架起云梯。她更直接地表现为辩护者，在她的圣子面前为男人辩护；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她坦胸露乳，以光荣的母亲身份向基督苦苦哀求。她保护孩子们，她的大慈大悲使男人在海上、在战场上度过每一次危难。她操纵着神圣的正义，亲切地把称出灵魂价值的天平，压向博爱这一边。
在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即使在彻底结合于社会时，女人也巧妙地扩大了它的疆域，因为她私下对生命宽宏大量。的确，在男人的有计划性的工作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存在着的这条鸿沟，有时仿佛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当女人（她太温顺了，以至对男人的工作不会构成威胁）只准备充实这些工作并软化过于刻板的工作方式时，这鸿沟又是有益的。男神代表命运，而在女神身上，人们发现了一种专横的慈善和反复无常的恩惠。基督徒的上帝充满了正义的威严，圣母玛丽亚则充满了博爱的温柔。在人世间，男人是法律、理性和必然性的捍卫者，女人则意识到男人本身的以及他所相信的这种必然性的固有偶然性；因此，她既情不自禁地加以神秘的嘲讽，又表现出一种柔韧的宽宏大量。她治愈男人的创伤，哺育婴儿，掩埋死者；她完全清楚什么会伤害他的自尊，什么会羞辱他的任性。当她在他面前俯首听命、贬低肉体、崇尚精神时，她停留在有精神的肉体的边缘。正如我所说的，她磨平了男人建筑物的刺目棱角，赋予它们以意外的豪华与典雅。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这就是她那幻灭的、悲哀的、讥讽的、给人以爱的智慧的秘密。在女人身上，甚至连轻浮、任性和无知也是令人倾倒的美德，因为它们装点了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面，而男人虽然决定在这里生活，却不愿意有局限感。同指定的意义和以实用为目的制造的工具相反，她坚持未被触动过的事物的那种神秘性。她使城市街道、耕地荡漾着诗的气息。诗应当去捕捉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事物。女人是一种极诗意的现实，因为男人从她身上看到了他决心不充当的一切。她是梦的化身，而这梦对于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极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没有去做的，是他所向往而又无法达到的；神秘的他者是彻底内在的，远离超越的，她将给梦以她的特质。所以奥里莉亚在梦中看望那瓦尔，在梦中把整个世界送给他：“她在明媚的阳光中开始变大，一点一点地使花园变成了她的形状，那花坛和树木变成了她衣服上的玫瑰和彩带；而她的面容和双臂把它们的形状深深地印在那空中变红的云朵上。当她变化时我看不见她了，因为她变大时似乎消失了。‘啊，别从我身边飞走！’我大声呼喊；‘因为自然会和你一同消失。”’
既然女人是男人诗作中的主题，可想而知，她就应当是他的灵感：缪斯们（the Muses）就是女人。缪斯介于创造者和他应当吸取的自然之泉之间。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通过她，他将探到沉寂与多产之夜的深度。缪斯本身什么也没有创造。她是一个沉着聪明的西比尔式人物，温顺地为主人服务。甚至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她的忠告也是有用的。男人总是喜欢单独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别人的帮助常令人感到尴尬。但他也认为，女人的意见有另一种价值意义，有一种属于她自己本能的智慧，同实际近乎一致。当男人可能打听出他的命运时，他总是寻找她的“直觉”。这种“直觉”甚至被注入到商业和政治：阿斯帕西妞和德·曼特依夫人就是在今天也会有成功的职业。
男人欣然交给女人的另一种职责是衡量价值的分量，她是一位有特权的法官。男人梦想他者，不仅是为了占有她，而且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要得到别的男人——他的同事——的认可，他就必须不断地保持紧张状态，所以他希望来自外部的关心，可以赋予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以及他本人一种绝对的价值。上帝的关心是神秘的、异己的、令人不安的，即便在信仰时代，也只有少数神秘主义者渴望它。这一神圣角色常由女人去承担。她是他者，所以她外在于男人世界，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而且她和男人关系密切，所以她不会建立有背于他本性的价值。在每一种特殊场合，唯有她才能够报告是否存在着勇气、力量和美，能够向外部证实它们的一般价值。由于相互在扮演一种观众角色，男人们在他们之间的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陷得太深了。女人则处于这种冲突之外：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骑士为情妇在马上比武，诗人在追求女人的赞许。拉斯蒂尼亚克（Rashgnac）在筹划征服巴黎时，首先打算要有女人，这与其说是为了在肉体上占有她们，不如说是为了享有唯有她们才能给予男人的声誉。巴尔扎克通过那些年轻主人公，形象地表现出了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是在年长的情妇们的陪伴下，开始教育和塑造自己的，而女人不只是在他的《山谷中的百合花》里才充当这种教育者的角色。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小说以及其他描写学徒生活的故事中，女人也被指定担任这种角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女人是自然生成的，同时也是非自然生成的：就是说，她是自然的化身，也是社会的化身。如我们在骑士诗歌中，在《十日谈》和《阿斯特雷》中所看到的，她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和文化。她推出新的时尚，她主持沙龙，影响并反映舆论。声望和光荣是女人；而马拉梅则说：“大众是一个女人”。年轻男子在女人的陪伴下步入“社会”，步入被称为“生活”的复杂现实。女人是英雄、冒险家和粗鲁的个人主义者注定要得到的特殊奖赏。在古代，我们看到琅耳修斯救出了安德洛墨达（AndIDeda），俄耳浦斯到冥国去找政律狄刻，而特洛伊人为保卫美丽的海伦而战。骑士小说主要讲的是营救被俘公主之类的英勇。如果迷人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他又能占有什么呢？国王与牧羊女结婚的神话，让男人和女人一样高兴。富人需要给予，否则他的无用财富就是抽象的：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可给予的人。灰姑娘的神话——它在菲利普·怀利的《毒蛇的后代》中受到诚恳对待——在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尤其盛行。如果不是用在一个女人身上，男人如何花得掉他们多余的钱？除了别人．奥森·韦斯在《公民凯恩》也具体表现了那种帝王式的虚伪慷慨：凯恩决定向一位无名歌手大量馈赠礼物，强迫公众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歌后，用此给他自己的权力增添光彩。在法国，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公民凯恩式的小人物。另一部影片《危急关头》的主角，认拥有绝对智慧的印度回国时，觉得用这种智慧需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赎回一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