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五章（五） Page 2
“我想只能要个柚汁，再要份烧肉。”她遗憾地说，“因为要保持身段。”
她身着一条绿色的布裙，裸露出嫩而又健美的双腿，显得十分年轻。她虽然一身时髦女郎的装束打扮，但实际上是多么自然！她渴望成功，渴望出人头地，一心想要穿好、玩好，这是很自然的。她有着巨大的优点，那就是直率地袒露她的渴求，而并不想弄清这种种欲望是高雅还是肮脏。即使有时撒谎，她也比从不说假话的波尔更加真实。波尔为自己编制的那份高尚的密码中有着许多虚伪的成分。亨利想象着波尔对他这般轻浮、奢侈表示抵触时的傲慢面孔，想象着迪布勒伊诧异的微笑和安娜惊骇的目光。当这场答记者问和这些照片见报时，他们一个个准会神色惊恐地直摇头。
“确实，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像苦行僧。”他心里想，“我自己也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我们讨厌别人公开显示我们的特权。”他本想躲避这次午宴，以免承认自己有能力享受。“然而在‘红酒吧’，跟朋友们在一起时，晚会上挥霍多少钱，我都从不计算。”
他朝若赛特俯过身子：“你高兴吗？”
“噢！你真好！”她说，“只有你。”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类幼稚而不该提起的话题报以如此微笑。可怜的若赛特！她笑的机会并不很多。“女人总是不快活。”他望着她，心里想。他与波尔的历史正接近可怜的尾声，至于纳迪娜，他一直不知该给她些什么。若赛特呢，……也许这不一样。她希望成功，他也许能助她成功。她向正朝前走来的两位记者和蔼地一笑。
两个小时后，当出租汽车把他送到朗贝尔的大楼门前时，纳迪娜正从大门往外走。她朝他亲热地笑了笑，她一直认为自己在两人的艳史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对他始终十分友好。
“嗬！你也来了！可爱的孤儿，关心他的人多了！”
亨利带着几分愤懑瞪了她一眼：“这事没有特别好笑的。”
“那个老混蛋死了，对他有什么关系？”纳迪娜说。她耸耸肩膀：“我完全知道我的角色应该是扮演慈悲的嬷嬷，给人安慰，可是我不会。今天我打定了从善的主意，可伏朗热又来了。我便走了。”
“伏朗热在上面？”
“对。朗贝尔常见他。”她回答道，那漫不经心的口吻，亨利简直无法辨别其中是否隐藏着险恶用心。
“我还是上去。”亨利说。
“我祝你快乐。”
他慢慢地登上楼梯。朗贝尔常与伏朗热见面：他为什么没有对他讲呢？“他害怕我对此事生气。”他思忖，事实确实如此，他对此极为气恼。他揿了门铃。朗贝尔朝他淡然一笑，不见一丝欢乐劲儿。
“啊！是你？真客气……”
“多么愉快的巧合。”路易说，“已经几个月没见面了！”
“几个月了！”亨利朝朗贝尔转过身子。朗贝尔身着一套法兰绒西服，翻领上缀着一道黑纱，一副失去父亲的孤儿模样。这套西服，朗贝尔先生欣赏的也许是古典美。“这些天，你也许没有多大心思出去走动走动。”他说，“但是，今天下午在迪布勒伊家有个重要会议。《希望报》要作出有关决定，我很希望你同我前往。”
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朗贝尔，可是他希望能让他从痛苦的冥想中摆脱出来。
“我的心思在别的地方。”朗贝尔说。他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声音阴郁地说：“伏朗热肯定我父亲不是死于事故。他是被推下的。”
亨利一惊：“推下去的？”
“车门不会自己打开。”朗贝尔说，“他刚刚被宣布无罪，也不会自杀的。”
“你不记得发生在里昂和瓦朗斯之间的莫利纳里事件？”路易问道，“还有佩拉尔事件？他们都是被刚刚宣布无罪不久，从火车上掉下去摔死的。”
“你父亲年迈体弱，”亨利说，“审判时又激动，也许伤了脑子。”
朗贝尔摇摇头：“我一定要弄清是谁下的手！”他说，“我会弄清的。”
亨利的双手在抽搐，八天来一直缠绕着他的，正是这份怀疑。“不！”他暗自在心中祈求，“不是樊尚干的！不是他，也不是别人！”莫利纳里、佩拉尔，他根本无所谓。也许朗贝尔老先生跟他们一样混账。但是，铁路道渣上那张鲜血淋淋的脸，那张闪烁着两只惊人的蓝眼睛的蜡黄的脸，异常清晰地显现在他的眼前。无论如何应该是场事故。
“法国有不少杀人团伙，这是事实。”路易说，接着站起身子：“这不愿平息的仇恨是多么可怖！”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以令人心动的声音说道：“最近哪个晚上，到我家来吃顿饭。我们相互间从不照面，这太愚蠢了。我有一大堆事情要跟你谈。”
“我一有空暇就去。”亨利搪塞道。
当路易关门离去后，亨利问道：“里尔那些日子很难熬吧？”
朗贝尔耸耸肩：“人家杀了您的父亲，要是您心绪不宁，便说您没有男子汉气概！”他声音中充满积恨说，“管它呢！我承认这给了我极大的打击！”
“我理解！”亨利说，继而微微一笑：“那些男子汉气概的说法，全是女人家的念头。”
朗贝尔对他父亲抱以何种感情？他只承认怜悯之情，也流露出忌恨，但其中无疑也交织着崇敬、厌恶、尊重和失望的爱。不管怎么说，那人对朗贝尔来说曾经是举足轻重的。亨利以最亲切的声音说道：
“别老是这样闷着自我折磨。打起精神来，跟我走，那会引起你的兴趣，对你有所帮助的。”
“噢！不管怎样你都有我一票。”朗贝尔说。
“我喜欢的是你的看法。”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声称一个从苏联来的高级官员给他带来了耸人听闻的情报，当然对苏联制度是很不利的。他向萨玛泽尔建议，请《希望报》、《警觉》杂志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宣传这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到底有何价值？我手头倒有几份零碎材料，但没有办法作出评价。”
朗贝尔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啊！这，我感兴趣！”他说，他猛地站了起来。“我对此很感兴趣！”
当他俩跨进迪布勒伊的书房时，他正单独与萨玛泽尔谈话。
“您要知道，抢在别人之前发表这些材料，这可会引起轰动！”萨玛泽尔说，“最近一个五年计划产生于3月份，大家对此几乎还一无所知。特别是劳改集中营的问题，定将引起舆论界哗然。要知道这个问题早在大战前就已有人提出过，我本人所属的那一派对此尤为关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未能引起多少反响。如今，任何人都不得不对苏联问题表明态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澄清这一问题。”
与此粗壮、低沉的声音相比，迪布勒伊显得细声细气：“凭经验而论，这类材料双倍地可疑。首先因为控诉者在他所谴责的制度下苟活的时日甚久；其次因为一旦他摆脱了这个制度，就无法指望他对自己的攻击掌握分寸。”
“对此人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亨利问。
“他名叫乔治·佩尔托夫，原是塔布里乌卡农业学院院长……”萨玛泽尔说，“一个月前，他从德国的苏联管辖区逃到西方控制区。他的身分已经完全查清。”
“可他的秉性没有查清。”迪布勒伊说。
萨玛泽尔不耐烦地一摆手：“不管怎样，您已经研究了斯克利亚西纳交给我们的材料。俄国人自己也承认确实存在劳改集中营和行政拘禁所。”
“这不错。”迪布勒伊说，“可是这些集中营里有多少人？这是问题所在。”
“我去年在德国时，”朗贝尔说，“有人传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关的人绝没有苏联解放以后那么多。”
“在我看来，一千五百万是个十分保守的推测数字。”萨玛泽尔说。
“一千五百万！”朗贝尔重复了一遍。
亨利感到一阵恐慌升腾而起，涌上喉间。他已经听人说过这些集中营，但没有放在心上，传说的东西多着哩！至于这份材料，他浏览了一番，心里并不信服。他怀疑斯克利亚西纳。纸头上，那些数目似乎跟那些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名字一样，纯属虚构。但是，这位俄国官员确实存在，迪布勒伊严肃对待此事。不闻不问，这样做确实简单，但这无助于对现实作出判断。他刚才跟若赛特在“波罗米亚群岛”餐厅时，天青日晏，他曾感到过几分内疚，但轻而易举便化为乌有。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遭受压迫、饥饿和残害。
斯克利亚西纳快步走入房间，大家的目光刷地全都投向跟在他身后的那位陌生人。此人银灰色的头发，双目炯炯有神，宛若两个乌黑闪亮的煤球，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俨然一个先天的瞎子，两道炭画似的浓眉拧在一起，正下方是一只尖尖的鼻子，他身材高大，穿着无可挑剔。
“我的朋友乔治。”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暂时就叫他这个名字。”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这地方绝对安全？我们的谈话没有被偷听的可能吧？谁住在楼上？”
“一个十分善良的钢琴教授。”迪布勒伊说，“楼下的人度假去了。”
对斯克利亚西纳这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亨利第一次没有心思去笑。他身边这个高大阴沉的身影给整个场面陡添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庄严气氛。大家全坐了下。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乔治可以讲俄语或德语。他身上带着一些材料，马上给诸位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和说明。在他所揭露的令人惊悸的问题中，劳改集中营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他先谈这个问题。”
“让他用德语讲，我来翻译。”朗贝尔连忙说。
“随你们。”斯克利亚西纳用俄语讲了几个字，乔治点点头，但那副面容没有任何变化，他仿佛被一股痛苦而难以磨灭的积恨推入了麻木的境地。突然，他开口讲了起来，目光仍然直勾勾地射向出现在他心底的那些在世间并不真正存在的幻影。然而，在他那死一般的嘴中却传出了富有色彩和激情的声音，显得冷漠而又悲怆。朗贝尔两眼直盯他的双唇，仿佛在解读聋哑人的语言。
“他说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劳改集中营的存在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因此不要幻想哪一天能彻底清除。”朗贝尔翻译道，“苏联的国家投资规划要求物资有盈余，这只能由超量的劳动来提供。如果自由工人的消费低于一定水平，生产力就可能相应地降低。因此，便有组织地着手创建一个次无产阶级阶层，付出最大限度的劳动，获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种调节措施只能在集中营中才付诸实施。”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在书房里，谁也没有动弹一下。乔治继续往下说，朗贝尔又将那悲怆的声音转化成话语：“惩罚性劳动早在制度建立之初就已存在，但直到1934年，NKVD①才被赋予了权利，可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决定为时不超过五年的劳改监禁；若超过这一年限，就有必要先进行审判。1940年至1945年间，劳改集中营有一部分全走空了，许多囚犯被编入军队，其他一些人活活饿死了。但近一年来，劳改集中营重又人满为患。”
委员会当会作出决定。”迪布勒伊不耐烦地说。
①NDVD：（前苏联）劳改集中营。
此时，乔治在摊在面前的纸上指着一些地名和数字，朗贝尔逐一翻译。卡拉干达、查兹库伊、乌兹别克。这不是一些词，而是一块块冰天雪地的草原、沼泽，一处处破烂不堪的木棚。在这里，男男女女每日劳动长达四个小时，换取六百克的面包。他们有的冻死，有的累死，还有的身染坏血病、痢疾而丧命。一旦谁过分虚弱而无法干活，便被关进一些医院，有组织地让他们在那儿活活地饿死。“可这是真的吗？”亨利反感地在思量。乔治很可疑，苏联那么遥远，传说的东西何其多！他看了看迪布勒伊，只见他铁板似的面孔没有任何表情。迪布勒伊选择了怀疑这一招。怀疑，这是本能的防御，但对此也不应该过分信赖。传说的所有事件中，总有一些是真实的。在1938年，亨利曾怀疑大战迫在眉睫；在1940年，他又怀疑瓦斯房的存在。乔治肯定夸大事实，但是也可以肯定他所说的并非全是他凭空捏造。亨利打开厚厚的材料，放在膝上。几个小时前他漫不经心浏览的一切突然间产生了可怕的意义。里面有译成英文的官方文件，这些文件承认了劳改集中营的存在。若不是出于恶意，谁也不可能全盘否认或来自美国观察家，或源自落入纳粹分子魔爪、后又身陷苦役犯监狱的流亡者的证词。确实无法矢口否认：在苏联，也有人在极度地压迫另一些人！
当乔治说完话，出现了一阵久久的沉寂。
“您心甘情愿、自然而然地从知识分子那儿接受了精神专政的思想，”斯克利亚西纳说，“但是，有组织地对人、对所有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您能容忍吧？”
“依我之见，答案是不容置疑的。”萨玛泽尔说。
“我请您原谅，对我来说还存在着疑问。”迪布勒伊冷冷地说，“我既不明白您的朋友为什么要逃出国外，也不明白他又为什么与他在我们面前大加谴责的那个制度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我猜想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但是我不愿冒险去支持一次反苏阴谋。再说，我们也没有权利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名义对您作出回答：领导委员会只出席了一半。”
“如果我们同意，一定能在领导委员会通过。”萨玛泽尔说。
“您怎么还能犹豫！”朗贝尔气得满脸透亮，“哪怕他说的只有四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也应该动用一千只高音喇叭立即呐喊。您不知道什么叫集中营！不管是俄国的，还是纳粹的，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与一些人斗争并不是为了怂恿另一些人……”
迪布勒伊耸耸肩：“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仅仅要在今日之法国影响人们对苏联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与我们着直接的关系。”朗贝尔说。
“不错，但是若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就贸然卷入，我们会铸成大错的。”迪布勒伊说。
“换句话说，您怀疑乔治的话？”斯克利亚西纳问。
“我并不把它当作《福音书》而确信无疑。”
斯克利亚西纳拍了拍桌上的材料：
“所有这一切，您怎样处理？”
迪布勒伊摇摇头：“我任何事实都没有得到认真查证。”
斯克利亚西纳连珠炮似的讲了一通俄语，乔治不动声色地对他作了回答。
“乔治说由他负责给你们提供确凿的证据。请派一个人去西德，那儿有些朋友可给你们提供有关苏联管辖区内集中营的确切情况。此外，在德意志帝国档案中找到了德苏条约签订后由苏联提供的某些文件，这些文件列举出了一些数字，你们可以设法一阅。”
“我去德国。”朗贝尔说，“立即动身。”
斯克利亚西纳以赞许的目光看了看他。
“行前先来见我一次。”他说，“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必须认真准备。”斯克利亚西纳朝迪布勒伊转过身子：“如果我们给您送上您所要求得到的证据，您能下决心揭露吗？”
“把你们的证据送来，委员会当会作出决定。”迪布勒伊不耐烦地说，“眼下，这一切纯属闲谈。”
斯克利亚西纳站了起来，乔治也跟着起身。“我请诸位对我们刚才的谈话绝对保密。乔治一直要求跟你们见见面。但是，你们想象得出巴黎这样一座城市威胁着他的是何种危险。”斯克利亚西纳说。
他们全都点头，那神态令人放心。乔治僵硬地弯了个腰，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跟着斯克利亚西纳走了。
“我对推迟表示遗憾。”萨玛泽尔说，“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无可置疑。我们可以立即摘录发表这一材料，这已足以造成舆论。”
“造成反对苏联的舆论！”迪布勒伊说，“我们现在特别应该避免的，正是这一点！”
“但是可以利用这一行动的不是右派，而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它十分需要！”萨玛泽尔说，“自大选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还继续想持骑墙态度，革命解放联合会就要完蛋。”他激烈地补充道，“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们打定主意加入共产党。也有许多人将由于恐惧心理而投入反动派的怀抱。对于前者，我们无可奈何。可对于后者，如果我们公开攻击斯大林主义，答应重新组建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左派，我们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滑稽的左派，在反共的纲领下搜罗反共分子！”迪布勒伊说。
“您是否知道将导致何种后果？”萨玛泽尔气恼地说，“倘若继续这样下去，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就会成为一个受共产党人束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它将受到共产党人的蔑视和摆布。”
“谁也不能摆布我们！”迪布勒伊说。
亨利迷迷糊糊地听着这些激动的声音。对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眼下他不屑一顾。乔治所说的到底有几分实情，这才是问题之所在。除非他讲的全是谎话，不然，从今以后就难以像过去那样看待苏联，一切就将必须重新审视。迪布勒伊对什么也不愿重新审视，他陷入了怀疑主义。萨玛泽尔一心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巴不得吹响反共的号角。亨利绝对不想与共产党人决裂，但是他也不愿对自己撒谎。他站了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乔治说的是真是假。目前，全是空谈。”
“这正是我的意见。”迪布勒伊说。
朗贝尔和萨玛泽尔跟着亨利出了门。身后的门刚一关上，朗贝尔便发起牢骚：“迪布勒伊真的被收买了！他想封住这件事。可这一次，他没有这个权利。”
“可惜委员会对他唯命是从。”萨玛泽尔说，“实际上，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是他。”
“但是《希望报》并非要不服从革命解放联合会！”朗贝尔说。
萨玛泽尔淡然一笑：“啊！您提出的可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茫然地又添了一句：“显然，如果我们决定立即透露真相，谁也挡不住我们！”
亨利惊诧地看了看他：“您考虑《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吗？您到底怎么了？”
“根据目前情况的发展，两个月后革命解放联合会将不复存在。”萨玛泽尔说，“我希望《希望报》能存在下去！”
他直率地大笑着离去了，亨利凭倚着河畔的栏杆。
“我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说。
“如果他真希望《希望报》重新成为一份自由的报纸，那他是有道理的！”朗贝尔说，“那边，他们恢复了农奴制；这里，他们又在杀人。可有人却想叫我们不吭声！”
亨利看了看朗贝尔：“在萨玛泽尔建议决裂的情况下，请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支持我。”
“好。”朗贝尔说，“只是我先对你说清楚：若迪布勒伊一意孤行，要封住此事，我便离开报社，收回我的股份。”
“听着，在事实没有查证之前，谁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亨利说。
“那由谁来肯定事实是否得到了查证呢？”朗贝尔问。
“委员会。”
“那就是说迪布勒伊。若他抱有偏见，谁也别想说服他！”
“要是没有证据就让人说服，那也是抱有偏见！”亨利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说。
“别跟我说这一切全是乔治凭空捏造的！别说这些材料全都是假的！”朗贝尔气呼呼地说。他怀疑地打量了亨利一番：“你是否同意若是事实，就必须予以揭露？”
“那就行。我尽快出发去德国，我向你保证在那儿决不浪费时间。”他微微一笑：“我把你丢在哪儿？”
“不用了，谢谢，我走一走。”亨利说。
所有这一切，您怎样处理？”。
他要去波尔那儿吃晚饭，但并不急于与她相聚。他小步走去。要揭露事实真相。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引起多少严重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朗贝尔：这几乎是一种理性反射。但是，他实际上既不知道该信些什么，也不清楚该做些什么，他一概不知：脑子至今稀里糊涂，仿佛头上受到了狠狠的一击。显然，乔治并没有完全凭空捏造，也许确有其事。有不少集中营，一千五百万劳工在那儿被迫处于非人的境地。但是正是多亏了这些劳改集中营，纳粹主义才被战胜，一个伟大的国家才渐渐建立起来。她是中国和印度在饥饿中挣扎、过着非人生活的亿万人们的惟一希望，是被非人的境地所奴役的数百万工人的惟一希望，是我们的惟一希望。“我们的这一希望难道也将破灭？”他恐惧地自问。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此提出过疑问。苏联的缺陷和弊端，他全都了解，尽管如此，一个公正与自由和谐共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在苏联并通过苏联的努力取得胜利。倘若今晚他丧失了这一信念，那么整个前程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希望，哪怕是希望的幻影。“莫非我是因此而陷入怀疑？”他自问，“难道是出于怯懦，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一块可以对之抱有几分信心的土地，因为空气再也不堪呼吸，我才拒绝承认明摆的事实？或相反，”他心里想，“也许是因为我热衷于接受经过我精心篡改的恐惧形象吧。若我归附共产主义不成，便坚决地反对它，倒是一种慰藉。要是能泾渭分明，不是完全赞成就是彻底反对，该多好！但是若要反对，就必须要拥有其他的希望，把它们献给人们。再也清楚不过的是，革命要么由苏联来进行，要么就没有革命可言。可是，倘若苏联仅仅是以一种压迫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压迫制度，倘若它又恢复了农奴制，那怎能对它保持友谊？……”“也许罪恶到处存在。”亨利思忖。他回想起了在塞文山区那间高山小屋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曾幸福地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莫大快慰之中。若罪恶到处存在，就不会有什么纯洁无瑕。不管他做什么，他必定都错：若传播篡改的事实，是错；若掩盖哪怕是篡改的事实，那也是错。他走下了陡峭的河岸。倘若罪恶处处都有，那无论对人类还是对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出路。难道最终不得不想到这一步？他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河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