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别人不感兴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说道,“正因为如此,可从邻人的经历中重新发现自己。如果他善于讲述,他最终能使大家都感兴趣。”
“我开始动笔写时正是这么想的。”亨利说。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没有心思多加解释。红色长椅边,两个老头儿正在玩着掷骰子跳棋游戏,亨利看了看他们。这咖啡厅里是多么宁静:又是一个假象!他打起精神继续往下说:“麻烦的是经历中有着个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误,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诉说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亨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假设您夜里在水边看见了灯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灯火照耀的城镇里人们被饿死,那灯光立刻就会失却其诗情画意,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您会对我说,可以讲述别的东西,比如说说那些饿死的人们。可是,我更喜欢在文章里或集会上说这些。”
“我可不会跟您说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说,“那些灯光,它们为众人而闪烁。显然,首先该让人有饭吃。可是,若剥夺了你构成生活乐趣的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饭吃又有何用?我们为何要旅游?因为我们认为这风光并非虚假的景象。”
“就算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新获得意义。”亨利说,“可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这一切今天就有意义。”迪布勒伊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那在我们的书中也应该举足轻重。”他突然气恼地补充道:“仿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传文学似的,每一个字都得感化读者。”
“噢!我对这类文学并无兴趣。”亨利说。
“我知道,可您又不愿试试别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态逼人地看了看亨利:“当然,要是对那些灯光赞叹不绝,忘记它们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个混账。可问题正在这里:要去寻找一种有别于右派美学家的方法,谈谈这些灯火,让人们既感觉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镇灯光中贫穷的一面。左派文学正是应该以此为己任。”他声音激动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让它们置于各自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切不要使世界贫困化。被您称之为幻景的个人经验,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并不自信地说。
迪布勒伊也许有理。莫非真的有办法重新获得一切,也许文学仍然具有意义。然而眼下在亨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比用词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迫切。他更乐意从包中掏出现成的书籍,而不是空白的纸张。
“您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说,“右派分子的书最终比我们的要更有价值,年轻一代最终将到伏朗热之流那儿得到满足。”
“噢!伏朗热决不可能拥有年轻一代。”亨利说,“年轻人不喜欢战败者。”
“可很快给人以失败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们。”迪布勒伊说。他紧盯着亨利:“您不再写作,我感到遗憾。”
“我也许会重新写作。”亨利说。
天气实在太热,难以再深谈下去。可是,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很快重新执笔。放弃写作的好处在于他终于有了学习的空暇。四个月里,他填补了不少空白。三天后,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说不定这一两天时间里能构成一个学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愿波尔还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边默默地在想,一边在林中蹬着车子。树阴稀疏,阳光的酷热勉强有所缓解。他让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骑着,自己只身进入了林间的一块空地。一圈圈阳光在绿草间颤动,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心头缩紧。究其原因,不会是这座烧毁的木屋,它与许许多多别的废墟一样,在淡漠与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消失。也许是因为这片沉寂,没有鸟唱,也没有虫鸣,惟能听见车轮在砂砾上滚动的沙沙声,这是一种多余的声响。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经下了自行车,正在看着什么。亨利来到他们身旁,发现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见人名,没有鲜花。勒维尔高。这个含着茅草、灰烬、焦土色彩的名字,这个听似咖里哥宇群落①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凉气息的名字,再也不属于传说。勒维尔高。就是在这个山之国,湿润但却枯黄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无情的太阳竖起了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
①咖里哥宇群落:是地中海区常绿矮灌木丛。
他们默默地离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车行走。酷热侵入淡淡的树阴中,亨利感到汗流满面,安娜的额头和迪布勒伊古铜色的面颊早已大汗淋漓。每一个人心间呼唤的无疑都是同一的声音:在这绿茵茵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帐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这种纯净、神秘的所在。至少在这里,战争与仇恨永远都无法渗入。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谓的避难处。这里竖着七个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来。
亨利就喜欢这样的时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阵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园、篱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帘。阳光仿佛给板岩瓦洒下晶莹的露珠,给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闪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见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紧倚着天际,继而是辽阔的高原,在太阳下赤裸裸地经受着炙烤。如同法国的其他高原,这儿有农庄、村落、小寨,可没有平板瓦,没有板岩瓦,根本不见屋顶的影子,惟有高低不一的断壁残垣,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遮蔽不了任何东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叹息道,“尽管认为都了,这有何用。”
他们一时呆立着一动不动,接着开始顺着阳光猛烈地抽打着的沙砾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来,人们谈论广岛,列举数字,交换意义可怖的话语,可心底却激不起一丝涟漪,但突然间,只需这匆匆的一瞥,恐惧便悠然而至,他们的心便开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刹住了车子:“出了什么事?”
一只军号在紧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飘忽的薄雾。亨利停下车子,发现脚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儿军用卡车、运输用履带装甲车、汽车和推车。
“是庆祝会!”他说,“我没有留心,可我听旅店的人说什么地方有个庆祝会。”
“是个军队庆祝会!我们可怎么办?”迪布勒伊问道。
“头顶着太阳,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进退两难是不是?”安娜急得直问。
“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气沮丧地答道。
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被烧毁的村庄左侧,有一个土坛,竖着一个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摆满了红色的花束。一些塞内加尔士兵迈着正步向前行进,头上的小圆帽闪闪发亮。军乐声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静。
“看样子要结束了,我们运气还算好。”亨利说。
“向右骑。”迪布勒伊说。
士兵们冲锋似的上了军用卡车,人群四下散开。男女老少全都穿着黑衣,被那漂亮的丧服闷得几乎要窒息。他们乘汽车,坐推车、自行车、轻骑或徒步,来自周围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万人。此时,他们正挤撞着向枯树和烧焦的断壁涌去,争夺那仅有的一点点阴凉。他们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沟里,半倚着汽车,纷纷拿出圆形大面包和红葡萄酒。死者已经安排妥当,被填饱了悼词、鲜花和军乐,活人们便大吃起来。
“我捉摸着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安娜说。
上午这段艰苦的行程之后,他们渴望在阴凉处躺一躺,喝点冰凉饮料。他们顺着公路,伤心地推着车子走去,路上挤满了寡妇和孤儿。下山向谷地开去的大卡车卷起漫天的白色尘土。“到哪儿找阴凉去?哪儿?”安娜直问。
“那边有些桌子摆在阴凉处。”迪布勒伊说,边指着紧靠着一座木屋摆开的几张长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几个妇女轮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给各位。
“是在聚餐还是个饭店?”安娜问道。
“咱们去瞧瞧。老是煮鸡蛋,我宁愿吃点别的东西。”迪布勒伊说。
原来是个饭店,人们差不多挤坐在一起,以腾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对面,迪布勒伊身旁是一位妇女,她戴着沉甸甸的黑面纱,两只患麦粒肿的眼睛红红的。一勺白花花的东西倒进他的盘子,紧接着一个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块血乎乎的肉。面包篮和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只管吃着,那副尴尬的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儿时参加的葬礼上村民们的样子,只是眼下服丧的是数以百计的孤儿寡妇和亲朋好友。阳光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侧的老人递给他一瓶红葡萄酒。“给她倒一点儿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红红的女人说道,“她是那位在圣德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撇下的媳妇。”
一位女的隔着桌子问道:“那位被他们倒悬着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两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给寡妇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衬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转过身子,问道:“是那位空降下来的大兵烧了瓦西厄?”
“对,他们来了四百号人,您可以想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们才有进大公墓的权利。”
“那是整个勒维尔高地区的公墓。”亨利对面的那位女人自豪地说,“您是大热纳的叔叔吧?”她问道,“就是跟他儿子费弗里那一起在山洞里找到的那位?”
“对,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边,话匣子全打开了,人们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回忆起那恐怖的往事:在圣洛希,德国人把男女村民关进教堂,烧起一把大火,后来才允许女人出来,其中有两个就没有逃出来。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说,“我……”
她刚走了几步,整个身子便往木屋的墙壁倒了过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紧跟着他。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涔着汗珠。“心里不舒服,”她用手绢捂着嘴打了个嗝,含糊不清地说。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过去了,是红葡萄酒的缘故。”
“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太阳晒,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说。他是在帮她寻找借口,可心里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匹佩尔什马。
“您得到阴凉处躺下来歇一歇。”亨利说,“咱们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您可以躺个三五分钟吗?”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对不起。”
昏厥、哭泣、呕吐,女人们生就有这份能耐。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面对死去的人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们又跨上了自行车。整个空气在燃烧,仿佛村庄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个草垛、每丛灌木边都躺满了人,男的把礼服扔在一边,女的挽起了袖口,敞开了紧身上衣。耳边传来了歌声、笑声和逗弄的欢叫声。不喝酒,不笑闹,不逗乐,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既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必须生活。
他们骑了约摸五公里,发现了一截半枯的树干,有那么一丁点儿树阴。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铺上了雨衣,侧弓着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从背包里掏出纸张,那纸张一股子淤泥味儿,看似被泪水打湿过一般。亨利坐在他们身旁,头倚着树身,他睡也睡不着,事情也干不起来。突然,他感到一心想着学习是多么愚蠢。法国的政党,顿河流域的经济,伊朗的石油,苏联当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正在展开的新的纪元在书中并没有被预见倒。面对原子能,这扎实的政治文化学又有什么分量?革命解放联合会、《希望报》、行动,多么苍白的玩笑!所谓善良的人们尽可放心发动罢工;学者和技术人员却在制造炸弹、反炸弹、超炸弹,手中掌握着前途命运的是他们。一个欢乐的前程!亨利合上双眼。瓦西厄,广岛,一年来情况有了发展。这将导致下场战争。那下一个战后又是怎么样呢?无疑比眼下还要更加严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战后。除非战败者以炸毁整个地球为乐。这很可能发生。假设地球没有被炸成碎片,还继续绕着自己旋转,但已冰冷一片,阒无人迹:设想这种结局并不更令人好受。死亡这个意念从未让亨利痛苦过。可突然,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惊肉跳:人类从此灭绝!面对这无声无息的永恒世界,爬格子、开大会又有什么意义?还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灭顶之灾或个人的末日的到来吧。一切都是虚无。
他睁开眼睛。地上酷热难当,天上阳光闪耀。安娜在睡觉,迪布勒伊在写着写作有理的字样。两个戴孝的乡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赶去,手里抱着红红的玫瑰,鞋子上沾满白色的尘土。亨利定睛目送着她们。莫非是圣洛希的女人为她们亡夫的死骨献花?有可能。她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寡妇。也可能有人在戳她们的脊梁骨骂?她们在心底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她们是否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忘却了一小部分,甚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一年的时间,既短暂又很漫长。死去的战友已经被忘却了,那8月的时光所预示的前程已经被忘却了:幸好如此。固执地陷入过去,这有害无益,可一旦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否认了过去,心里也并不那么自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创造了这种两全之计:纪念。流血的掺合着辛酸的泪水的红葡萄酒的今天。这个两全之计使多少人心头获得安宁。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显得丑恶。假设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深深地爱着她的夫君,那么,这军乐、悼词对她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亨利双眼定定地看着橙红色的山峦。眼前映现出那位妇女,她站在衣橱的镜前整理着黑面纱,军乐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着:“我不能去,我不愿去!”旁人把红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恳求她以全村寨的名义,以法兰西的名义,以所有死难者的名义去参加纪念会。外面,纪念会正在召开。她掀去面纱。后来呢?视线一片模糊。“哎哟,”亨利在心底对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作。”可是,他全身纹丝不动,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无论如何需要确定这位妇女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亨利在波尔之前回到巴黎,他在报社对面租了个房间。由于时值酷夏,整个《希望报》低速运转,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写就是几小时。“写剧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语道。美酒、鲜花、热情、鲜血,那个充斥着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写成了一部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对,废墟向来就存在,放弃写作的理由也总是不对,可是,一旦写作的欲望在您心头重又升腾而起,这些理由便显得无足轻重。
波尔没有吵闹,默默接受了亨利关于从此在红色公寓和旅馆分居的念头。可当他在外面单独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发现波尔的眼睛一圈黑晕,颜色那么深,以致他不禁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分居。尽管如此,他时不时还是到他那个房间里住上一宿,这使他感到多少有了点自由。“不应该过分要求,”他常对自己这样说。知足者常乐,生活中不乏小小的乐趣。
不过,《希望报》的处境岌岌可危。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他发现金柜空了,这时,他心里可真的焦灼不安了。吕克对他大加讽刺。他责备亨利在钱的问题上完全是一副小店主的思想。这也许是实情。不管怎么说,早已有言在先,财经问题由吕克全权负责,这一权利亨利当初也是主动给他的。果然,到了星期六,吕克就弄到了钱,给报社人员发了工资。“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费用。”吕克解释说。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发生恐慌。《希望报》的订数没有上升,可却神奇地维持了下来。另外,革命解放联合会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群众组织,可在外省赢得了地盘。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共产党方面不再对它进行攻击,持久团结的希望重又闪现。领导委员会在11月份一致决定支持多列士,反对戴高乐。“一旦感到与朋友、盟友和自身团结一致,生活就轻松多了。”亨利一边思忖,一边与萨玛泽尔随便交谈。萨玛泽尔是来给他送一篇有关危机的文章的。轮转印刷机轰轰作响,外面,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樊尚不知在什么地方唱歌,声音失真但却欢快。说到底,连萨玛泽尔也有他好的一面。大家估计他那部关于游击队的书会大获成功,《警觉》杂志正在发表其中的一些章节,他对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功高兴得到了幼稚的地步,那副热忱的姿态也因此而显得诚实可信了。
“我冒昧给您提一个问题。”萨玛泽尔说道,继而咧嘴一笑:“有人说从来就没有冒昧的提问,只冒失的答复。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纳闷,”他继续说,“《希望报》订数这么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没有秘密资金。”亨利开心地说,“原因嘛,就是我们的广告比过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广告,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我想我对你们广告收入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萨玛泽尔说,“呃,据我计算,你们很明显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是负了相当一大笔债。”
“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从7月份以来这笔债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误。”亨利以轻松的口吻说道。
“只得这么想了。”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好像并不十分信服。等客人离去,亨利又独自一人呆着时,对自己感到恼火。他完全可以列举准确的数字。“惊奇”,当吕克从空空的金柜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资的钱时,涌到他嘴边的正是这个词。“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一部分费用。”亨利竟满足了这种解释,太轻率了。什么合同?提前多少时间支取?吕克说的是否是实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萨玛泽尔手中确实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可他善于计算。吕克到底是怎么应付的?谁知道他就不会以个人名义偷着借款?他从未搞过不清不白的交易,可总得了解清楚这钱到底从何而来。当办公室的人全都离开之后,亨利在清晨两时许走进编辑室。吕克正在算账。他往往很迟才走,一直等到亨利离开报社,然后再清理账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们一起看看账目。”亨利说,“我还是想弄清有关我们财经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账呢。”吕克说。
“我可以等一等。我这就等着。”亨利边说边往桌沿上坐。
吕克上身只穿件衬衫,下着背带西裤,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阵:黄颜色的背带。吕克抬起脑袋:“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掺和这些钱的事情?”他说道,“请信任我吧。”
“让我看看账本,这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却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问道。
“过去有几次你给我解释,我不是明白了嘛。这总不是什么妖术吧。”
“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
“这并不叫浪费时间。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应付困境的,心里不踏实。喂,就给我看看这些账本吧。你为什么不肯呢?”
吕克挪了挪桌子下的双腿。一只大皮垫子支撑着他那痛苦的双脚。他恼怒地说:
“账目上并不是什么都记。”
现在好了,对不起。
“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西裤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1941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大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