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亨利又在床上翻了个身。风呼呼地吹,透过碎石砌成的墙壁。他身上尽管穿着羊毛套衫,还盖着毯子,可还是冷得难以入睡。惟有他的脑袋发热,嗡嗡作响,仿佛发了高烧。他也许是发热了。这是因为疲惫,由于阳光和红葡萄酒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舒坦的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他正置身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该处的地方:这地方是多么闲适。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追究自己。这份睡眠如同没有噩梦缠扰的酣睡一般宁静。他放弃了许多事情,不再写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为代价而获得的,只是自我存在的意识,然而这已是非常巨大的收获。他远离尘寰,避开风寒,摆脱了缠身的难题,脱离了疲乏的躯体,在一种纯洁的氛围中逍遥。纯洁,这可以像快感一样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帘,瞥见了昏暗的桌子和烛光,此时此刻,这位一直勤于笔耕的人心满意足地想到了:“原来我处在中世纪!”然而,黑夜重又锁住了这一欢乐的光芒。
“我是工作了一会儿。”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当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这间高山小屋的门槛上,风吹打着他们身上的毯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刻,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天空蔚蓝,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一条云彩铺就的大道。有时,风将云道撕裂,隐约可见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说,“至于工作环境,他不计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广场;可写作时间,每天无论如何需要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他才干他想做的事情。”
“咱们现在想做点什么?”迪布勒伊问。
“我觉得往山下走走不错,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们在欧石南丛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来到了黑人村寨。寨子里,一些老妪已经早早地坐在门前,双手挥动着纺锤,膝上架着垫子,垫子上插满了针。他们在一家食品百货铺兼小酒店喝了一种黑乎乎的饮料,接着骑上了寄存在这家店铺里的自行车。这些老爷车饱经战争的风雨,样子着实难看:油漆呈鳞片状剥落,护车板伤痕累累,轮胎鼓着奇形怪状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辆更是难骑,他惴惴不安,怀疑能否坚持骑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妇终于在一条小溪边停车歇脚,亨利见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条小溪可能就是卢瓦尔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从头到脚洒了些河水,然后继续上车赶路。上车时,他发现不管怎样,这车轮还是转动的,实际上,最不灵活的是车体。要修复车体,着实要花一番气力,不过,尽管折腾得腰酸背痛,但亨利为重新修复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记了车体的用途竟会如此之大。车链和车轮固然使车子力量倍增,可驱使车子前进的惟一动力,是人的力量、勇气与生命。车子令人满意地跑着它该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说道。她裸露着双臂,皮肤晒得黑黑的,秀发迎风飘动,显得比在巴黎时年轻多了。迪布勒伊人变黑了,也瘦了。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双腿肌肉结结实实,晒得黝黑的脸膛刻着条条皱纹,看去俨然一个甘地①的门徒。
①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说。
迪布勒伊放慢车速,在亨利身边骑着。
“应该说昨天并没有怎么用劲。”他开心地说,“您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谈呢。自我们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气炎热。”亨利说,“上帝!天太热了!”
“那报纸呢?您一直没有见特拉利奥?”
迪布勒伊的话中充满了某种好奇,这种好奇心显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种焦虑。
“没有。吕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三个月,就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值得试试。只是不要负更多的债。”
“我知道,我们没有再借钱。吕克打算多搞点广告。”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
“我承认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希望报》的订数会下降得这么厉害。”迪布勒伊说。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着说,“即使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奥的资金,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胜利,这一代价并不太大。”
“事实上,若它取得了胜利,那是全亏了您。”迪布勒伊说。
他的话声比他的话本身还更有保留。他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抱负太大了。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建立起一个像前共产党那样强大的运动。与他相反,亨利大喜过望,对集会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兴。一次集会并不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张面孔他决不会很快忘怀。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车自有它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小汽车还更妙。”
车子骑得不像开始那样快了。野草、欧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风温柔清凉,沁人心脾。周围的风光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风光。无论在上坡的疲惫中,还是在下坡的欢乐中,他们无不与起伏不平、气象万千的山色融为一体,与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将它作为风景加以欣赏。在第一天,亨利便满意地发现了一点,这就是这种生活足以使您感到充实。脑子里是多么静谧啊!高山、牧场和森林取代了他的大脑而存在。他不禁暗暗赞叹:“与睡眠不同的宁静是多么珍奇啊!”
“你们这地方选得很好。”晚上,他对安娜说,“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明天也肯定一样,准不错。您愿意从地图上看看明天的行程吗?”
在下榻的小客栈里,他们一起用晚餐,喝着一种气味呛人的白酒。迪布勒伊在一张铺着油漆布的桌子一角摊开了地图。
“指给我瞧瞧。”亨利说道。他目不转睛地乖乖顺着铅笔头,看着那红的、黄的和白的线条儿。
“这许许多多小路,您怎么能选准呢?”
“这才叫有趣嘛。”
第二天亨利心里想,真正有趣的是亲眼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原来的计划是多么吻合,丝毫不差。每一个转弯,每一道山坡,每一道下坡,以及每一座山岗无不处在预定的位置上。多么让人放心啊!人们仿佛感到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那一个个标记变成了一条条真正的路,一座座真正的房屋,这种变化会给您带来任何创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如这帘瀑布,虽然在地图上已经打上了一个蓝色的标记,但当您在弯弯曲曲的峡谷深处猛然发现那水花飞溅的大瀑布时,仍会不胜惊讶。
“观赏是多么令人满足啊。”亨利说。
“对,只是永远都看不够。”迪布勒伊遗憾地说,“这匆匆一瞥,既给予您一切,又不给予您任何东西。”
他并不是什么都看,可一旦他对某件东西着了迷,那可真叫没完没了。亨利和安娜无奈,只得跟在他的身后,爬过一处又一处悬崖,来到飞泻的瀑布边。他赤脚走进翻腾的小潭中,直到运动裤的下部被水淹没。等他回到深潭边的平地上坐定,他以权威的口吻说:
“这是我们见到的最美丽的瀑布。”
“您总是偏爱眼前的东西。”安娜笑着说。
“整条瀑布呈黑白色,”迪布勒伊说,“这才叫美。我寻找别的颜色,结果没有见到一丝色彩的痕迹。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与白原来是一回事。您应该走到水中去,一直走到那块巨石边。”他对亨利说,“这样,白中的黑与黑中的白,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的话。”亨利说。
一到了迪布勒伊的嘴里,河畔的一次漫步可以说成北极的一次探险,亨利和安娜常常报之以大笑,因为他对看见与发现这两者根本不加以区别,仿佛在他之前,谁也没有亲眼欣赏过瀑布,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水,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假如亨利一个人,那他肯定观察不到这水雾与飞沫嬉戏的万千景象,这变幻无穷、时隐时现的千姿百态,这数不胜数的细小漩涡。迪布勒伊细细地察看着这一切,仿佛想了解每一滴水的命运。“谁对他都可能会生气,”亨利深切地看着他想,“可却不能没有他。”在他的身边,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举足轻重,仿佛存在着巨大的生活乐趣,于是大家都加倍地生活。经他一变,这次漫游法国乡村竟成了一次探险游历。
“您会叫读者们吃惊的。”亨利微笑着对迪布勒伊说,迪布勒伊正一副入迷的神态,静观着落日的最后几抹色彩。
“为什么?”迪布勒伊以忿忿不平的声音问道。每当人们谈论起他,他往往拿出这副口气。
“人不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吗?”
对迪布勒伊来说,一片风光,一块石子,一抹色彩,都是人的某种真实存在。任何事物都无法通过回忆、梦幻,通过投其所好或通过这些事物在他心中唤醒的激情打动他的心,惟一能使他动情的,是他在其中捕捉到的真实意义。不用说,较之于光秃秃的牧场,他更乐意在刈割牧草的农夫面前驻足。当他穿过一个村庄,他的好奇心变得更难以满足。他什么都想了解个一清二楚,诸如村民们吃什么,怎样参加投票,乃至他们劳作的具体细节和内心想法的具体色彩等等。为了能到农庄走一走,他不惜编造各种借口:买鸡蛋,要杯水喝,而且一旦有可能,他便进行长谈。
第五天的傍晚,安娜在一次下坡时车胎爆了。徒步行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遇见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面住着三位年纪轻轻却掉牙缺齿的妇人。她们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有的胖一点儿,有的瘦一点儿,但都很脏。院子里到处是粪便。迪布勒伊坐在院子中间修车内胎,他一边用橡胶补胎,一边贪婪地环顾四周:
“就三个女人,没有一个男的,真怪,是不是?”
“男人都在地里。”安娜说。
“这时还在地里?”他把锈色的内胎浸入水盆,水面上立即泛起一个个水泡。“还有一个洞!你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让我们在谷仓里睡一夜?”
“我去问问他们。”
安娜消失在房子里,几乎刚走进房子就又出了门:“咱们要在牧草堆睡觉,她们很惊奇,可她们并不反对。只是她们坚持非要我们先喝点儿热的东西不可。”
“我很乐意在这儿借宿!”亨利说,“本想离一切都远远的,果真如愿以偿。”
借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的光亮,他们喝着大麦茶,一起试着闲谈起来。这三个妇女是妯娌,那三兄弟共同租种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十天前,他们一起到下阿尔代什打短工、采熏衣草去了,撇下她们度日如年,终日一声不哼地喂牲畜、看孩子。她们还勉强知道微笑,可怎么说话几乎全忘了。对这个世界,她们就知道:这边的农庄里,长着栗树,夜间清冷;下阿尔代什那边长着熏衣草,要挣几个法郎,就得流血流汗。对,她们远离了一切,离得是那么遥远,以致当亨利一钻入牧草堆,顷刻间便被储存在于草中的阳光和各种气味所包围,头脑发昏,梦见道路与城市全都不复存在,从此不可能返回巴黎。
一条小道在栗树林间蜿蜒,弯弯曲曲地向平原方向延伸。他们兴高采烈地进了一座小城,城内的梧桐树已经预示着南方炎热的天气就要到来,滚球游戏又要兴起。安娜和亨利坐在一家最大的咖啡店的露天座上,露天座空空荡荡。迪布勒伊一个人去买报纸,他们俩要了点儿面包片。他们看见迪布勒伊和报贩交谈了几句,然后慢悠悠地穿过广场,边走边读着报纸。回到露天座后,他顺手把报纸往独脚小圆桌上一放,亨利一眼看清了头版醒目的大标题:美国人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默默无言地读完了文章,安娜声音惊恐不安地说:
“这十万个死难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日本显然就要投降,大战就要结束,《塞文诺尔小报》和《阿尔代什回声报》欢欣鼓舞,可他们三人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惧。
“他们难道就不能先威胁、恫吓一番?”安娜说,“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说不清楚……那颗炸弹,他们真的非投不可吗?”
“他们当然可以先设法给政府施加压力。”迪布勒伊说,继又一耸肩膀:“对德国城市、对白人,我怀疑他们还敢不敢放!只对着黄种人!他们憎恨黄种人!”
“整个一座城市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总该有点不安吧!”亨利说。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迪布勒伊说,“他们很高兴能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施行他们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们为此而杀了十万条性命!”安娜说。
他们呆呆地正对着奶油咖啡,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恐惧的文字,一个个重复着这句毫无作用的话。
安娜消失在房子里,几乎刚走进房子就又出了门。
“我的上帝!要是德国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多危险啊!”安娜说。
“美国人掌握了原子弹,我也并不高兴。”迪布勒伊说。
“报上说他们可以炸毁整个地球。”安娜说。
“据拉尔盖给我解释,”亨利说,“要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引发了原子弹,地球倒不会爆炸,只是造成大气膨胀,整个地球变成月球一般。”
“这并不更让人开心多少。”安娜说。
不,这并不开心。只是当他们重新蹬车行进在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时,这一纠缠不清的恐怖难题便失却其一切意义。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周围自然界的一切就这样化为乌、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响。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蓝色的天,叶是绿色的叶,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黄一片——时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凉爽清新的黎明迎了噼啪声四起的正午,地球围着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阳旋转,对它负载着的漫无目的的匆匆过客无动于衷:怎能相信这静如亘古的苍穹下,这些匆匆过客今日已经拥有能力,可将地球改变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连漫游数日,不难发现这大自然中带有几分疯狂。无论是云彩变幻无穷的壮观景象、高山静止不动的愤怒与抗争,还是昆虫不绝于耳的喧闹鸣唱,或是植物如疯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无不包含着过分的怪诞,但是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温和的狂热。万万想不到它一旦进入人的大脑,便会变成残杀人类的疯狂。
“您还有勇气写作!”他们一起坐在一条河畔,亨利见迪布勒伊从背袋中掏出了纸笔,惊叹道。
“这是个魔鬼。”安娜说,“即使在广岛的废墟中也照写不误。”
“他不就在广岛的废墟中写嘛。”
“那怎么就不行?”迪布勒伊说,“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会成废墟的。”
他握起钢笔,双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阵。在这新添的废墟之中写作也许并不那么轻松。他没有弯腰去写,突然说道:
“啊!要是他们不把我们逼上绝路,逼得我们当不成共产党!”
“他们是谁?”安娜问道。
“共产党人。你们知道,这原子弹,是种多么恐怖的威胁手段!我并不认为美国佬明天就会朝莫斯科扔一颗,可说到底,他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忘记的。他们之间再也难以相互了解!当务之急,必须携起手来,不然,我们就无异于重蹈覆辙,重犯大战前的错误!”
“您说我们?”亨利说,“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们。”
“对,我们问心无愧。可以后呢?”迪布勒伊说,“这对我们毫无好处!若发生分裂,我们和共产党人都要自食苦果,我们甚至会更深受其害,因为共产党人势力更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说。
“他们卑鄙,这我同意,可对我们来说,这无碍大局。然而,一旦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那我们就成为仇敌了。不用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可不管错还是不错,我们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大政党的仇敌。这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么,就不得不向他们的讹诈让步?”
“我从不认为凡宁死不屈的人都是精明的人。”迪布勒伊说,“不管是不是讹诈,我们必须维护团结。”
“他们挖空心思想实现所谓的团结,是解散革命解放联合会,让其全体成员加入共产党。”
“有可能落到这一步。”
“那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亨利惊奇地问道,“可您和共产党人之间隔着多少障碍啊!”
“噢!会设法消除的。”迪布勒伊说,“如有必要,我可以保持沉默。”
他拿起笔,开始写起字来。亨利从书包里掏出书来,凌乱地放在草地上。他放弃写作以来,读了许多书,这些书把他带往世界各地,尽情地神游。这些天来,他发现了印度和中国,这并不是快活的事。每当他想到那千百万饥饿的人们,许多事情便变得无聊和无意义。也许他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也毫无价值。他最责怪共产党的一点,是它把人当作物来看待。倘若对人们的自由、对人们的见解、对人们的善良意愿也不相信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命运,结果也确实很糟。这种忧虑只有在法国、在欧洲才有意义,在这里,人们终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至少有了一点儿自主,有了一点儿觉悟。对那些贫穷、迷信、愚昧的大众来说,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又有什么意义?必须给他们吃的,别无要求。美国人称霸,其结果就是东方各国食不果腹,永远遭受压迫。东方各国的惟一希望是苏联:摆脱饥饿、奴役和愚昧的人类的惟一希望是苏联。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帮助苏联。当千百万人不如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人道主义便是一种讽刺,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卑鄙的行径。人们还怎敢要求获得诸如思想自由、选择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高等权利?亨利拔了一截草,慢慢地咀嚼着。既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如意生活,何不干脆放弃?消失在一个大党之中,将自己的意志与巨大的集体意志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安宁,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一旦开口,但是以整个地球说话,前途便成了您个人的事业,为此而忍受许多事情,值得。亨利又拔了一截野草。“可尽管如此,我渐渐地又会难以忍受。”他心里想,“真不敢设从此没有自己的思想,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活动分子,必须要有烧炭党人的那份忠诚,可我没有。再说,眼下遇到的也不是这个问题。”他不快地自言自语道。诚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我加入又有何用?这是惟一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因此而给一个印度人带来一粒白米。”
迪布勒伊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他在专心地写作。他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笔耕。在这个领域,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动摇。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埃古阿尔山脚的一个村寨吃午饭,突然,暴风雨骤起,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行车被掀翻,两只包被刮走,迪布勒伊的手稿吹落在湍急的泥水之中,被一卷而去。当他好不容易抢回手稿,稿子上已涂了一层黄泥浆,上面的字全都沥成了一条条长长的黑道。他冷静地让人帮助晾干稿子,损坏得最惨的段落自己又重抄了一遍,那架势仿佛如有必要,他会泰然自若地不惜从头写起。毫无疑问,他如此执着自然有其道理。道理总是能找到的。有时,看着他的笔在纸上滑动,亨利不禁想起自己那只执笔的手,一股怀旧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
“能不能拜读几页您的手稿?您到底写到哪儿了?”亨利问道。这天下午,他们在瓦朗斯一家咖啡店的阴凉处,坐着等肆虐的酷热慢慢败下阵去。
“我正在写有关文化观念的一章。”迪布勒伊说,“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决定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他们这种抉择是否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种类?人类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自身赋予的形象中认识自己?”
“您作出的结论是什么?”亨利问道,“是不是文学具有一定意义?”
“当然是。”
“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有理而写作!”亨利笑着说,“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将重新开始写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么区别?”
“呃,无疑明天也不会。”
“为什么?”迪布勒伊问道。
“您写散论,那还可以。可眼下做小说,得承认这让人泄气吧。”
“我并不承认!我从来就不明白您为何放弃写那部小说。”
“这是您的过错。”亨利笑微微地说。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你听清楚了吧?”
“您鼓动我参加行动,行动使我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亨利朝招待打了个手势,那招待正倚着柜台昏昏欲睡。“我想再来一杯啤酒,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太热了。”安娜回答说。
迪布勒伊点了点头。“请您再解释一下。”他继续问道。
“对我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别人会在乎吗?”亨利说,“我个人的一些琐事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而伟大的历史却又不是小说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