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她不快地说,“只是他那么胆小,那么拘谨,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要是我穿带窟窿的袜子进小酒店,那他非大骂我一顿不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她接着说,“你知道他跟他父亲又妥协了吗?多没骨气啊!”
“我的上帝!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你对那件事到底了解多么?你对朗贝尔的父亲,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又知道些什么?”
我说话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纳迪娜一时目瞪口呆。当我自己对某事真正确信无疑时,我往往有办法说服她,我正是这样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平常,每次向我让步后,她总对我存着莫大的积恨,我不得不避免施加我的影响。可今天,看她这般固执任性,跟她自己作对,我实在恼火。
她以捉摸不定的口吻说道:“朗贝尔离不开他那个可爱的爸爸:这简直是幼稚病。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他身上惹我生气的就是这点:他永远都成不了男子汉。”
“他二十五岁了,青年时代过得很坎坷。你也完全清楚,一开始就靠自己的翅膀起飞很不容易。”
“啊!我呀,可不一样,我是个女的。”
“那又怎么样?做男的,并不更容易。如今要求男的可高了:你就是一个。他们往往乳臭未干,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这真让人泄气。不,你没有权力对朗贝尔那么苛刻。说你跟他不合,对这次旅行不感兴趣,这是另一回事。”
“噢!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旅行对我来说都有意思。”
两天后纳迪娜一半怒不可遏、一半受宠若惊的神态对我说:“那家伙,真出奇!他竟然吓唬我。他说当和平年代的记者,这职业让他讨厌透了,要是我不跟他去,他就不干了。”
“那?”
“那你怎么想?”她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
我一耸肩膀:“他可真会开摩托?那玩艺儿危险。”
您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
“一点儿也不危险,太棒了。”纳迪娜说。接着她补充道:“如果我同意去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摩托车的缘故。”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勉强强,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不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代尔纳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卜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梅里科故意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卜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从命。”我说,“为了《希望报》,去城里吃顿晚饭,值得!”
我们笑盈盈地步入宽敞的书房兼沙龙,萨玛泽尔夫妇已经先到了。萨玛泽尔身着一套淡灰色法兰绒西服,更显得肥胖。特拉利奥也满脸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场,只见一位姑娘身材颀长,头发黯无光泽,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那些虔诚的女同学。在黑白方格地面的餐厅,为我们摆了一席丰盛美味的佳肴。饭后用咖啡时,特拉利奥只招待饮料,没有敬雪茄烟。萨玛泽尔肯定更喜欢来支雪茄,他一边品味着陈酿白兰地,一边谈笑风生,倒也没有在一旁私下盘算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进真正的资本家的门槛了,这样做,我觉得是种慰藉。有时,我在心里想,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全都有点靠不住的地方,可一与资本家打交道,马上发现他们更没有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纳迪娜确实古怪,我任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寻常。可面前这位已经憔悴的少女,给客人上咖啡时那副备受压迫的神态在我看来要更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将她安顿在我的长沙发上,她准有许多伤心事儿要向我诉说。好一个特拉利奥!尽管他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我觉得他心术不正。他那难以遮掩的自负与他表面上对萨玛泽尔热情过头的赞美极不协调。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抵抗运动的往事,大谈特谈了一阵之后,转而对集会成功表示祝贺。萨玛泽尔说道:“好兆头,我们正在向外省发展。一年之内我们就可拥有二十万会员,要不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失败不了!”特拉里奥说道。他转身朝向罗贝尔,罗贝尔至此一直保持沉默,他平常可不是这副样子。“我们这个运动的大好机遇在于它创建得正是时机。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明白共产党人背叛了他们真正的利益。许多头脑清醒的资产者也和我们一样看清了消灭资产阶级是大势所趋,如今已经非接受不可了。”
“可这也难免我们一年后还是拥有不了二十万会员,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保证不失败。”罗贝尔怏怏不乐地说,“我们自己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满足于一点点成绩,那就难以取得巨大的胜利。”特拉利奥,“但是我们处处限制自己的雄心壮志,也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限制自己的努力。”罗贝尔说。
“啊!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我们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特拉利奥不容置疑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机构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希望报》的印数如此微不足道,真让人遗憾。”
“印数低是因为《希望报》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缘故。”我说。
特拉利奥一副不满的神态瞪了我一眼,我心想他要是有妻子,若不让她开口,那她决没有权利多说话。“不,”他近乎粗鲁地说,“是因为缺少干劲。”
“事实是在这之前,《希望报》拥有很多的读者。”罗贝尔生硬地说。
萨玛泽尔平声静气地说:“刚解放,大家都有一股子热情,《希望报》当时就借了这个光。”
“必须正视事实。”特拉利奥说,“我们大家都相当钦佩佩隆,所以都有权利直言不讳地谈谈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可没有政治头脑,也不善经营,吕克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
我心里清楚罗贝尔对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大分歧,可他摇摇头说:“佩隆与革命解放联合会携手共进,因此而失去了右派和共产党人读者。他目前财力很有限,难以扭转情况。”
“我绝对肯定,如果由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领导《希望报》,那要不了几星期,印数就会成倍增加。”特拉利奥一板一眼地说。
罗贝尔扫了萨玛泽尔一眼,只说了一句:“不行!”
特拉利奥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
“如果我建议佩隆让我为萨玛泽尔买下报纸,多加点钱,怎么样?”
罗贝尔一耸肩膀:“那就试试看。”
“您认为他不会同意?”
“您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
“好。如果我只要求买下吕克的那一股呢?或者只买下他们俩的三分之一?”
“那是他们的报纸,您要明白。”罗贝尔说,“这报纸是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当家作主的。”
“遗憾。”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谁也无能为力。”
特拉利奥在沙龙里踱了几步:“我可不是一个安于天命的人。”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若有人告诉我这事办不成,我马上憋不住要证明能办成。我补充一句,在我看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利益比个人的情感要重要得多,哪怕那是最令人崇敬的情感。”他严肃地说道。
萨玛泽尔神色不安地说:“您想一想前天订的计划,我对您已经有言在先,鄙人难以苟同。”
“可我也曾对您明言相告,我欣赏您的认真。”特拉利奥微微一笑说道。他带有几分挑衅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我偿还《希望报》的所有债务,迫使佩隆做出抉择:要么与萨玛泽尔合作,要么就逼他关门。”
“佩隆宁肯关门也不会向讹诈让步。”罗贝尔以蔑视的口吻说道。
“那么,他就关门吧。我再办一家报纸,由萨玛泽尔领导。”
“不行!”萨玛泽尔咕噜了一声。
“您完全明白革命解放联合会与您要办的那种报纸毫不相干,采取这一种手段只能导致您立即被开除出去。”
特拉利奥打量了罗贝尔一番,仿佛想看看对方抵抗的堡垒是否坚固。看来他很快被镇住了,因为他急忙往后退缩:
“我可从未想过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他笑呵呵地说,“我只想以此来吓唬吓唬佩隆。不管怎么说,这份报纸的成败可是您的一块心病。”他责怪地补充道:“增加一倍印数,就等于您增加了一半人马。”
“我知道。”罗贝尔说,“可我再跟您重复一遍,依我之见,佩隆和吕克的惟一过错是财力那么有限,却仍然固执地勉强维持。一旦哪一天您慷慨解囊,他们得到您的资金,那您就会看到情况将大不一样。”
“当然。”特拉利奥微笑着说,“因为在得到资金的同时,他们将被迫接受萨玛泽尔。”
罗贝尔面孔一沉:“对不起!您4月份曾对我亲口说过,您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
我用眼角观察着萨玛泽尔,他毫不显得尴尬,他的妻子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可她从来就是这种可怜相。
“我没有说过这话。”特拉利奥说,“我只是在政治上报纸的领导显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负责人,我决不会插手。根本就没有涉及别的事情。”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当时似乎与此无关。”罗贝尔声音不快地说,“我已答应佩隆保持完全独立,正是鉴于这一许诺的可信性,他才冒了巨大的风险将《希望报》交给革命解放联合会。”
“就当作我没有要受您的许诺的约束吧。”特拉利奥和和气气地说。“另外,我也不明白佩隆为何会拒绝这种结合,萨玛泽尔是他的朋友呀!”
那要不了几星期,印数就会成倍增加。
“问题不在这里。倘若他想我们在他背后密谋,强迫他接受,那他一定很固执,决不会答应的。我十分理解他。”罗贝尔口气激烈地说。
他显得十分恼怒,我也满脸不悦,尤其是因为我深知亨利对萨玛泽尔的真实情感。
“我也一样固执。”特拉利奥说。
“若违背佩隆的意愿,让萨玛泽尔进入《希望报》,那萨玛泽尔的处境就会十分不妙。”罗贝尔说。
“我也这么认为!”萨玛泽尔说道,“当然,我认为,若在其他情况下,我完全有可能一显身手,使正陷于困境的《希望报》重新得到发展。可我决不答应把我强加给佩隆,违背他的意愿。”
“请您原谅我把这视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大事。”特拉利奥以挪揄的口吻说道,“我并不试图发什么大财,可我也绝对拒绝白白扔掉几百万,我要求能有所成果。如佩隆拒绝与您合作,”他对萨玛泽尔说,“或您拒绝与佩隆合作,我就算了。若我认为事情必败无疑,我决不贸然投入。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切都难以让我改变这种观点。”他冷冷地说。
“既然您还没有跟佩隆谈过,我觉得这样争论毫无益处。”萨玛泽尔说,“我坚信他会合作的。说到底,我们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运动的成功。”
“对,佩隆一定会明白作出某些让步是妥当的,特别是如果您坚持让他明白这一点的话。”特拉利奥对罗贝尔说。
罗贝尔耸耸肩膀:“别指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