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吕克已经无力应付局面。显然,拉舒姆给《希望报》帮了倒忙,人们私下议论亨利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实在让人生气,更何况亨利近来在许多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如共产党人把抵抗运动和他们的党混为一谈,搞竞选宣传蛊惑人心,不知廉耻地一味纵容他人,但对敌人合作过的人却一律严加惩罚。可是,右派报刊幸灾乐祸,对这种误解大加利用。读者纷纷抱怨,朗贝尔要求采取措施,报社的大部分人感到心情不舒畅,吕克也不例外。“反正都是标签,”当亨利向他阐明了形势,吕克说道:“那与其说让人当作共产党,还不如代表革命解放联合会为好。”这几乎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可我既不相信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信仰共产党,这两家都是一路货色。”樊尚说,“照你的想法作出决定吧。”
“说到底,他们都是同意的。”亨利独自回到办公室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他们看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他心头一揪:他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联合会迫切需要一份报纸,而他又具体代表了一种机会,人们没有权利拒绝。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动荡不定,前途也许就取决于某个难以估料的因素:不为实现和平而作出一切努力无异于犯罪。亨利看了看写字台、扶手椅和四壁,听了听轮转印刷机的隆隆声,猛然感到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长梦中惊醒。迄今为止,他一直把《希望报》看作某种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状与实物一模一样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人们有权利询问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户走去。噢!他有点夸大其辞了。他并非那么毫无意义。9月的欢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事关这份报纸,可他总认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错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们赋予您的不是权利,反而是义务。”他创办了《希望报》,可这导致了他整个儿扎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他脑中已经想象到了萨玛泽尔擅自闯入家门,高谈阔论;迪布勒伊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以及形形式式的会议、商谈,争论和交易。他曾经向自己发誓:“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哎,命运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梯。城市笼罩在茫茫暮霭之中,在这黑夜里宛如一个巨大的车站:他过去多么喜欢暮霭和车站。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爱,他已经让人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在他企图表达自己的一刻,他寻觅不到任何要倾诉的东西。“你爱着某些东西,请告诉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爱波尔,也不爱纳迪娜;旅行,这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读书、漫步、听音乐;他再也不为了自己的乐趣去做点什么;他再也不能驻足街头;再也不能欢乐地回忆往事。有许许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着手去做:他就像一个工程师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变得比鹅卵石还硬,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加快了脚步。这副冷酷的心肠,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在圣诞之夜,他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寻觅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畅,总是处于守势,始终紧紧张张,动辄生气,满肚子恼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难以承担这些自找的麻烦事,它们只能给他带来烦恼。“我学识疏浅、目光短浅、处事轻率,我没有时间,将永远没有空暇。”这种老生常谈,令人厌烦。但是,他将永无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将愈来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剥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再也不可能写作。写作,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内心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不,他不乐意接受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还有几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事关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须抗争。“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手中并不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们对自己实在太认真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多少分量:它多纤、多孔,并不坚固。”行人在雾中匆匆行走,仿佛他们提早几分钟抵达此处或彼处事关重大似的。可最终,他们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难免:这又减轻了多少生命的负担。人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因此对任何也无能为力。因此谁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债,人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抛弃《希望报》和革命解放联合会,离开巴黎,隐居到南部的某个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写作。“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朗贝尔经常这样说。还是想方设法争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着孤零零的农舍、松树,想象着丛林的气息。“可我将写些什么?”他大脑空空,继续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设下。”他心里在想,“正当您以为脱险的时刻,它却落到了您的头上。”用词语寻觅过去、拯救现在,多美啊!可只有将话语向他人倾诉,这才能实现;只有当过去、现在和生命举足轻重,这才富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他人微不足道,写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无所事事、厌烦得尽打呵欠了?生活,是无法割裂的,必须整个儿占取它:要么拥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们没有时间去拥有一切,这就是悲剧之所在。亨利的脑中骤然间又混乱不堪。他珍爱这份报纸,他对于战争、和平和公道的种种忧虑并非毫无意义,决不能把这一切统统抛到脑后。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想要写作。到目前为止,他勉勉强强总算把这一切凑合过去了:应该说比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让步,那他将永远无法摆脱困境。那又怎么办?让步?不让步?行动?写作?他回家上了床。
几天过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犹豫不决。“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始终缠绕着他,最终扰得他心情烦躁。突然,他发现门洞处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亨利更加意识到了自己情绪的恶劣。“你能给我五分钟吗?”拉舒姆问道。
拉舒姆常来报社看望樊尚。每当他来到亨利的办公室,亨利总对他表示欢迎,可这一次,亨利声音极为生硬地说道:“我想还是明天再说了,我手头有篇文章要赶写。”
“可我想今天跟你谈谈。”拉舒姆说道,没有一点窘迫的样子,一屁股坐了下来。
“谈什么?”
拉舒姆带着某种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亨利:
“据樊尚,《希望报》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
“樊尚那张饶舌嘴,”亨利说,“纯属无稽之谈。”
“啊!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说。
“为什么?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亨利带有几分挑衅的口吻问道。
“不然就会铸成大错。”拉舒姆说。
“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亨利问道。
“我考虑到你不了解情况。”拉舒姆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起来:“在党内,大家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正逐渐蜕变成一个反共组织。”
亨利张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远不敢这么想!”
“没有什么可笑的!”拉舒姆说。
“你笑口难开!”亨利说道,戏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对《希望报》大唱赞歌,对我的胃口来说,甚至有点儿过分。迪布勒伊宣传的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可你却说他反对你们!发生什么不测风云了?”他补充道:“上个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嘛。”
“像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运动,态度极为暧昧。”拉舒姆口气稳重地说道:“一方面,它把人们引向左派,这确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并了某家报纸,组织联合,其用心无非是为了打入我们的核心。开始时,共产党希望达成联合,可当对方公开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与他们斗争。”
“你是想说倘若革命解放联合会是一个可有可无、默默无闻的小组织,紧紧追随你们,老老实实地活动,那你们就会容忍它的存在,甚至给予鼓励?可如果它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神圣的同盟就再也无从谈起?”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它是企图打入我们的核心。”拉舒姆说,“因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神圣同盟。”
“对,你们就是这样推断的!”亨利说,“呃,我也向你进一言:别去攻击革命解放联合会。你们决不可能让任何人相信你们那一套,说这是个反共组织。相反,你们倒会使那些认为民族阵线是个骗局的人们显得理直气壮。怪不得除了你们之外,你们不容忍一个左派的存在!”
“目前还不可能公开反对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只不过看它不顺眼,仅此而已。”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亨利:“一旦它到了拥有报纸的那一天,它就会构成危险。别把《希望报》让给他们。”
“哼,是讹诈吧。”亨利说,“如果它放弃拥有一份报纸,它就可以平平安安跟着别人转,是不是?”
“讹诈!”拉舒姆责怪道,“若革命解放联合会安分守己,那就彼此仍以朋友相待;不然,决不客气。这是合乎逻辑的。”
亨利一耸肩膀:“当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断言无法与你们共事时,我还不愿相信呢。唉,他言之有理。大家只有服从你们的指挥,按你们的眼色行事的义务,别无权利。”
“你是不愿意明白!”拉舒姆说,紧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声音补充道:“为什么就不保持独立?这是你的力量所在。”
“即使我和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我要说的也将与从前的一模一样。”亨利说道,“说的都是你们赞同的东西。”
“但是,你将以某个派别的名义说话,意义也就截然不同了。”
“而迄今为止,人们也许都以为我赞同共产党的整个路线?这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你确实是赞同的。”拉舒姆热情洋溢地说,“若你讨厌再扮演自由射手的角色,那就跟我们一块儿干。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毫无前途,他们绝对不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若你讲话,听你的人很多,你在里面可以担当一项名副其实的工作。”
“可那工作不中我的意。”亨利说道。他恼火地想:“他们不折不扣地把我给吞并了。”拉舒姆继续对他进行诱导,可他应该明白这类废话决不可能激起人们向他们靠拢的欲望。他是作为朋友先来给亨利报个信,还是前来诱骗他?十有八九,这两种目的兼而有之,而这正是最卑鄙的行径。亨利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在浪费时间,我得把文章写完。”
拉舒姆站了起来:“你要牢记,若迪布勒伊掌握了报纸,这只对他有利,于你并无好处。”
“请相信我会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的。”亨利说。
他们相当冷淡地握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