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开始时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泽纳克茫然一笑:“尚塞尔帮了我一点儿忙。”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不。”塞泽纳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说。他摇了摇头:“别费心了,这行当并不中我的意。”
“你该早讲。”亨利有点气恼地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开口问道:“那你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应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点英语课,此外,他们答应让我翻译点东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这么长时间,心真好。”
“万一你一时兴起,想给我们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兴致的话。”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千法郎?”塞泽纳克说。
“这是两千。”亨利说,“可这总不是办法。”
塞泽纳克把手帕塞进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是权宜之计,也是最牢靠的办法。”他推开门:“谢谢。”
“祝你走运。”亨利说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泽纳克的样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过樊尚了解他的踪迹。”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塞泽纳克倾心交谈,为此感到怏快不快。他掏出圆珠笔,在面前摊开信笺。普莱斯顿一刻钟之后就要来。他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杂志;可他满脑子尽是计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统统都很蹩脚,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杂志,那该多令人高兴。
女秘书推开了一条门缝:
“普莱斯顿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普莱斯顿身着便装,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派头;只是他的一口法语虽然无懈可击,但仍然让人对他的国籍产生几分怀疑。他刚一坐定,便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您的朋友吕克可能已经告诉您,在您离开报社这段时间,我们曾多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俩都为法国新闻界的条件感到惋惜,条件之差,确实让人痛心。对我来说,能帮助您的报纸,为您提供部分纸张,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这将大大方便我们的工作!”亨利说,“当然,我们无法考虑改变报纸的开本。”他补充说道,“我们与其他报纸要保持一致。不过,谁也不会禁止我们出一份星期日增刊,这样的话,就打开了通道,展现了许多可能性。”
普莱斯顿微微一笑,那神态让人心安。“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说,“纸张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慢慢地点燃了香烟:“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给您提个问题:《希望报》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改变?”
“不会。”亨利说道,“为什么要变?”
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
“在我看来,《希望报》恰恰代表了你们国家所需要的领路人。”普莱斯顿说,“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帮助它。我们钦佩您的独立精神、您的胆略、您的清醒头脑……”
他打住了话头,余音不绝于耳。
“那么?”亨利说。
“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写的头几篇报导,可今天上午看到了您的答记者问,感到有点惊诧,您在谈到萨拉查政权时,有意批评了美国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实认为这一政策令人遗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说,“佛朗哥和萨拉查早就应该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您完全清楚。毋庸赘言,我们十分希望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重新获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眼下。”亨利说,“马德里的监狱里关着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莱斯顿说,“美国国务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这一观点。”他微微一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鼓动法国舆论反对我们不恰当。”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们从来就不紧不忙,我以为逼一逼他们有好处。”
“不要耽于过分的幻想。”普莱斯顿亲切地说,“您的报纸在美国政界备受赏识。可您别指望影响华盛顿。”
“啊!我无此奢望。”亨利说。他又激动地补充道:“我说的只不过是我内心的想法,仅此而已。您称赞我保持独立……”
“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一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活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①吧?”
①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人们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开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10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莫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交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新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但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
“在你们家里确实十分惬意。”他对安娜说。
“是吗?我一出家门,就有一种失落感。”她乐呵呵地说。
“应该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天选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聚会场所。”迪布勒伊说。
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
“真的,那个低级庸俗的场所!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亨利说,他淡淡一笑:“除了晚会快结束的那段时间。”
“快结束的时候?不,我觉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时间挺难受的。”迪布勒伊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道。
亨利犹豫不决,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过急立即发起攻击?此时他如此审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扫了此刻的兴致,太令人遗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证实他内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报》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没有……”迪布勒伊笑微微地说。
“安娜是个见证人!您的责问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亨利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告诉您,您提出的有关《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合成一体的建议,我重新考虑过,甚至和吕克也谈过,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骤然消失了:“我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为没有报纸,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永远一事无成。别跟我说还有其他报纸了。任何别的报纸与我们这一运动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绝了,谁还会同意?”
“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革命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人读者的反感。不过,他这样准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麻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脑子里一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利伯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您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哄骗我的读者。”他曾暗暗发誓,对读者说的事情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启迪,有助于他们思考问题,总之,要说事实真相。可现在,他却在干哄骗的勾当。怎么办?他总不能关闭编辑室,辞退全体人员,钻进哪个房间呆上一年,闭门不出,只与书本打交道!报纸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利伯饭店门前停下了脚步。和朗贝尔一起吃晚饭,他感到欢悦。可向他诉说自己的近况,亨利又有点儿心烦,不过,他希望朗贝尔不要过分在意。他进了旋转门,突然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着美国军装,空气里弥漫着黄烟味,橱窗里摆着奢华的装饰品。朗贝尔笑盈盈地迎上前来,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军服。在用作战地记者饭堂的饭店餐厅里,桌上摆着黄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这个饭店里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朗贝尔乐呵呵地说,“我们马上就要跟德国战俘吃得一样好了。”
“美国佬好生喂养他们的俘虏,你气愤吗?”
“并不完全为吃的事,尽管法国人填不饱肚子,而他们却有吃有喝,让人无法容忍。丑恶的是整个的情况:他们对德国佬,包括纳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对集中营里的人却那样对待。”
“我很想知道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进入集中营,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说。
“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个水落石出。”朗贝尔说。
“很明显,眼下,我们对美国并不热乎。”亨利一边往盘子里装罐头猪肉和面条,一边说道。
“没有必要热乎!”朗贝尔一皱眉头:“可惜这叫拉舒姆那么开心。”
“我来时还琢磨这个问题呢。”亨利说,“你只要说一句反共产党的话,你就是在干反动的勾当!可你一批评华盛顿,你又成了共产党。除非怀疑你属于第五纵队。”
“还好,事情越辩越明。”朗贝尔说。
亨利耸耸肩膀:“不应过分乐观,你还记得吧,圣诞节前夜,我们说过《希望报》决不容忍他人网罗。嗳,这可不那么简单。”
“那就继续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话好了!”朗贝尔说。
“你要明白!”亨利说,“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们解释他们应该开动脑筋,可我自己又凭什么指导自己呢?凭自己良心的声音!”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是欺骗!”
朗贝尔微微一笑:“你给我举几个比你更认真的记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你亲自处理每一封来函,对一切都躬亲过问。”
“我每天都尽量做到正直。”亨利说,“可问题正在这里,我因此而没有一分钟的闲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问题。”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
“行了吧!你的读者对这样就已经很满意了。”朗贝尔说,“我认识一伙大学生,他们说话总是以《希望报》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说。
朗贝尔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总不会去整天研究那些统计数字吧?”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亨利回答说。出现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还是赶紧了结了那件麻烦事吧。
“我把你写的小说稿带来了。”他说道,朝朗贝尔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亲身经历,体验也极为真切,而且你也经常跟我谈起,是那么动人,你写的专题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可在你的小说稿里却什么也没写进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觉得不行吧?”朗贝尔说,他一耸肩膀:“我早跟你说过了。”
“问题在于你丝毫没有把你的真情实感写进去。”亨利说。
朗贝尔犹豫不决:“有的东西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可对别人来说却毫无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们反而强烈地感觉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打动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写这些故事时,像是在受罚,像小学生在做额外的作业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种天赋。”朗贝尔说。
他微笑着,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觉到他实际上对这些小说看得是很重的。
“谁有天赋?谁又没有天赋?实在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说,“不。你错就错在选材,你选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题材,问题就在这里。下一次,你要尽量把自己摆进去。”
“我不会。”朗贝尔。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创作家。”
“别胡说八道!”亨利说,“这些短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贝尔摇摇头:“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一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够可怜的。”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再说当知识分子,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贝尔说。
“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很乐意对我表示敬重。”
“你,情况不一样。”朗贝尔说。
他搜索着朗贝尔的目光,可朗贝尔一个劲地只看着碟子。他说道:“我在琢磨当战争真正结束后我该怎么办?”
“你不愿意继续干记者这一行吗?”
“战地记者,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记者,也当不成。”朗贝尔说。他声音激动地补充道:“像你这样干记者这一行,那还值得:那是一种真正的冒险生涯。可当编辑,哪怕在《希望报》,没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谋生。可是,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犹豫了片刻:“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钱太多了,我怎么都良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