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第三章（三） Page 2
“你今天准备做什么？”她以充满柔情的声音问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还是这样吗？”
可事后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
她考虑了片刻：“嗯，我要给我的女裁缝打个电话，和她一起你给我带回来的那些漂亮的衣料。”
“然后呢？”
“噢！我总有事情要做的。”她快活地说。
“这就等于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亨利说。他严厉地看了波尔一眼：“这个月里，我想你想得很多。你总呆在家中，得过且过，消磨时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你把这叫作得过且过！”波尔说。她温柔地一笑，这微笑一如往昔，蕴含着世间的所有智慧：“当人有所爱时，就不叫得过且过。”
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请求你原谅，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件让我操心的大事。”
“我重又考虑了圣诞夜我对你说过的话。”亨利接着说，“我肯定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必须重返歌坛。”
“多少年来我一直像现在这样生活。你为什么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了？”波尔问道。
“战争期间，大家可以满足于消磨时光，可现在战争结束了。听我说，”他不由分说地讲道，“你马上就去找老格雷邦，告诉他你想重新开始工作；我一定帮助你选择歌曲，甚至设法为你写几首歌词，另外再向同事们索取几首：噢，这正是朱利安的拿手好戏，我肯定他会给你写出迷人的歌词；布吕热尔会帮我们谱成曲子。从现在起一个月后，我到时看你将会得到一套多棒的歌曲！等你一切准备就绪的那一天，萨布里利奥定会来听你演唱，我保证他一定能帮助你成为‘四五俱乐部’的歌星。到那时，你就扬名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过分激动。波尔以一副诧异莫名的责怪神情打量着他：“那又怎么样？要是广告上都是我的名字，我在你眼里就会身价倍增吗？”
他一耸肩膀：“你多蠢啊！当然不会。可有所事事总比无所事事强吧。我想方设法搞创作，你也应该去歌唱，既然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在生活，我爱着你，这并非微不足道。”
“你是在玩弄字眼。”他不耐烦地说，“你为何就不愿试一试。你变得这么懒惰？要么是你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听着，”她声音骤然变得严厉起来，“即使成功、扬名，这些虚荣的东西对我还有着某种意义，我也决不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开始一个二流的演唱生涯。当初我为了你而牺牲了去巴西演出，彻底告别了歌坛。我毫不感到后悔，可咱们别再提它了。”
亨利张嘴欲辩。想当初，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一时冲动自作主张，作出了那次牺牲，可如今她似乎又把这责任归咎于他！他控制住了自己，困惑地打量着波尔。他从来就弄不明白她到底是真的蔑视名誉，还是担心扬不了名。
“你的嗓子和过去一样优美。”他说，“你人也一样漂亮。”
“噢，不。”她不耐烦地说，又耸了耸肩膀：“我知道，有那么一小撮知识分子为了讨你的欢心会吹捧我富有天才，可要不了几个月就会道声再见了事。我也许是有可能成为达米娅或埃迪特·皮娅夫，可我已经放弃了机会，我活该，就别提了。”
她很可能成不了大歌星，可只要她获得几分成功，就足以让她心满意足了。不管怎样，假若她主动对某事发生了兴趣，那她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平平庸庸。“这也可给我提供极大的便利！”他暗中思忖。他完全清楚这不仅事关波尔的生活，而且还更关系到他自己的生活。
“即使你触动不了广大听众，也值得一试。”他说，“你有一副好嗓子，有着你得天独厚的天赋。试试看你到底能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什么程度也挺有意思的。我肯定我将给你带来真正的欢乐。”
“我生活中有许多欢乐。”她说，脸上流露出激情，“你好像不理解我对你的爱意味着什么。”
“理解！”他激动地说，紧接着恶声恶气地补充道，“可你就不会为了对我的爱去做我求你做的事情。”
“假若你让我干的事合情合理，我一定去做。”她沉重地说。
“只不过你偏爱你自己的理由，而不理睬我的理由罢了。”
“是的。”她平声静气地说，“因为我的更合情合理。你总是坚持那种限于事情表面的观点跟我谈话，那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时髦观点，并不真正属于你自己。”
“我看不出你自己有什么观点！”他不快地说，然后站起身子，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他还是设法让她面对既成的事实为好：给她带来歌曲，为她定好约会。“行了，咱们别再谈了。可你是错了。”
她笑笑，没有答腔，接着问道：“你去工作了？”
“是的。”
“写小说？”
“是的。”
“那好。”她说。
他登上楼梯。马上又要动笔写作，这让他心里直发痒，一想到这部小说毫无感化人的目的，他感到庆幸，但对即将写些什么，他迄今尚无确切的想法，他惟一的要求，是要表现真诚，无偿地从中获得乐趣。他把手稿摊在面前：近百页。让它们静静地躺上一个月确有好处，现在他就要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审阅一番。他一开始便沉湎在欢乐之中，津津有味地从已经铸成字斟句酌的文字之中追寻种种往事与感慨，可渐渐地，他心底滋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对这一切他将如何处理？这些凌乱的草稿无头无尾，其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某种氛围：战前的氛围。而恰恰是这一氛围突然使亨利感到惊惶不安。他隐隐约约想到了“要尽量反映我生活的旨趣”。仿佛这是一种注了册的香水，年复一年，其味始终不变。譬如，他叙述的那些关于旅行的事情，总是与1935年的他——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息息相关，而与他在葡萄牙所感受到的一切毫无关联。他与波尔的故事同样已经过时。无论朗贝尔、樊尚，还是他熟悉的其他任何一个小伙子，今天都不可能有类似的反应；再，经历了五年的被占领时期之后，当年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人与如今的波尔也已迥然不同。惟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35年前后；可他无热情去编一部反映一个业已过时的世界的“老掉牙”的小说。当他下笔书写这些词句的时候，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是要让自己活生生地整个儿跃然纸上。因此，必须用现在时来编写这个故事，对人物和事件加以调整。“调整：多么让人气恼的字眼！多么愚蠢的字眼！”他暗自思量，“如此随心所欲地处置小说中的人物，随随便便把他们从一个世纪拉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国度移到另一个国度，把这个人的现在与那个人的过去拼凑在一起，同时掺入个人的种种怪事，这样做实在荒谬。如果贴近仔细观察，那些人物无一不是魔鬼，整个的艺术手段就在于阻止读者过分贴近地去观看。行，就别调整了，可以东拼西凑地塑造出一些与波尔、路易和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来。我从前就曾试验过，可是这一次，我执意反映的是我自身存在的真实……”他把这叠初稿推到一边，盲目搜集素材，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必须像平常一样着手，从总体的形式、明确的意图出发。什么意图？我希冀表现的是怎样的真实？我的真实，这确切地说又意味着什么？他傻乎乎地呆望着白纸，空着双手，一头扎进虚渺之中。这令人望而生畏！“也许我再也什么要倾吐的了。”他心里在想。可是问题在于他恰恰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倾吐过什么东西。他和普通人一样，任何时候都有话要说。然而什么都要诉说，这就过分了。他回想起了一只碟子的底部镂刻着的那个已被解开的古老字谜：“进来时呼喊是生活，呼喊着出去是死亡。”能补充些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居住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从母腹中降生于世，而最终又将去喂养蠕虫。大家经历的都是同样的命运，为何偏要决定这就是我的命运，非要由我去讲述？他打了个呵欠，他没有睡够，这张空白的稿纸让他头昏目眩，他跃入了漠然的深渊。谁也不可能在漠然之中写出任何东西，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只有在生活之中，一分一秒、一事一物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可是，倘若他在浑噩中惊醒，那他迎来的将又是忧虑。《希望报》，一份地方小报而已，果真如此？当我试图作用于舆论，难道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许不该面对这张白纸想入非非，而应去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这刻不容缓，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开始刻苦钻研。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惟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事情千头万绪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可他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觉之中，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站了起来。今天早晨，他无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交谈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他昨天的信写到一半丢下了，他必须跟塞泽纳克谈一谈；他也急于知道普莱斯顿是否给他搞到了纸张；另外，老达斯·维埃纳的信还没有交给凯道赛①。“好！我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①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见杜尔纳勒先生五分钟吗？我带了一封信要交给他。”
“请你登记一下姓名和来访事由。”女秘书边说边把一份印刷的登记表递给亨利。
他掏出圆珠笔，什么事由？是出于对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访纯属徒劳。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书一副宽容的神态接过登记表，朝门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举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办公室主任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未经事先安排，不得随意打扰。亨利怜悯地看了看手中拿着的那只装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经丢尽，可直到现在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灵金酒。
“我们正在谈你呢。”拉舒姆开心地说，“在议论你在《未来》的答记者问。你披露真相，这做得对；我是想指有关针对西班牙的同盟国政治。”
“你们为什么就不亲自披露真相？”樊尚问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目前不行，可有人这样做当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说。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说。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杜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有情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亨利既高兴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对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点判断错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
“那你要让他成为别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为我所成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两眼盯着亨利：“要不了六个月，革命解放联合会必定不复存在，你终将明白个人主义毫无出路。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亨利摇摇头：“我现在这样对你们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们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兴嘛。要是《希望报》一味重复《人道报》的言论，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思索，提出你们有提出的问题，道出你们没有明言的某些真相，这样的……”
“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去做这项工作。”拉舒姆说。
“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当然会让。确实，目前党内宗派主义盛行，可这是为环境所迫，这决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拉舒姆犹豫了片刻：“别重复了，同志们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杂志，一份比较超脱的杂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讨问题。”
“一份杂志，可不是一份日报。”亨利说，“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杂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觉得能行吗？”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倾了倾身子，挑衅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讳，那就对你的同志明说，张臂欢迎那些所谓改邪归正的混账，这样做实在卑鄙。”
“我们？张臂欢迎附敌分子？你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说吧，他们听了准会喜颜开。”
“你们暗中为许多混蛋开脱了罪责。”
“别混淆视听。”拉舒姆说，“当我们决定对某人既往不咎时，这是因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这么说，那怎么知道被我们干掉的那些家伙是否就不能挽救？”
“那个时候！我杀他们可不分什么时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对你进一言：那帮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没有一个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纳迪娜问。
“我想说的是应该组织起来。”樊尚答道。他的双眼搜索着亨利的目光。
“组织什么？组织惩治行动？”亨利笑呵呵地问道。
“你知道，在马塞，他们把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当作刑事犯，正在到处搜捕呢。”樊尚说，“难道应该撒手让他们胡作非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剂良药。”拉舒姆说。
“不。”亨利开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诉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执法者为乐。若为了了结私仇，那我还理解。可有些家伙见到附敌分子就杀，这里杀一个，那里毙一个，自以为这样做是拯救法兰西，那他们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脑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樊尚说。他摇摇头：“你们可骗不了我。”
“那我们就不要你。”亨利声音和蔼地说。
他站起身子，纳迪娜也站了起来：
“我陪你走走。”
她也开始讲究起女人家的化妆打扮来了，她也试着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画得像幼熊的爪子，双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刚出了门，遂开口问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我报社有事。”
“这时候还有事？”
“什么时候都有。”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不，我在报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还要去见你父亲。”
“噢！那份报纸！你嘴里就挂着那个词！那总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没有这么说。”
“没有说，可你是这么想的。”她一耸肩膀，“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他犹豫不决。“说真的，纳迪娜，眼下，我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你总要上桌吃饭吧，不是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对面。”她正视着亨利：“除非这惹你讨厌。”
“当然不会。”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找我。”
“一言为定。”
他对纳迪娜颇有好感，与她相会并不让他厌烦，可眼下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必须最为严格经济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确实没有纳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时为什么那么凶？”纳迪娜紧接着说，“你不该那样。”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来。”
“蠢事！只要有人行动，你们就说什么做蠢事。你认为写书不更蠢吗？他们给你鼓掌，对你吹捧，可事后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谁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职业。”他说。
“滑稽的职业。”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报社的门前，纳迪娜硬邦邦地说：“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见。”
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点之间，这太迟了；干什么的时间都不够。难道就不能早一点一起度个夜晚吗？”
“在这之前我没有空。”
她一耸肩膀：“那九点半见。连生活的时间都没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当纳迪娜猛地转身而去时，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们的嘴里，这总是意味着要照顾她们。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爱那陈积的尘埃和新鲜的油墨味。办公室还空荡无人，地下室阒无声息！可大伙儿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现，他们全是他的创造。“谁也别想夺走《希望报》。”他在心里反复说道。他坐到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噢，没有必要心烦意乱。他决不让出《希望报》，再说，他们总能找别的报纸，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会顺利。
他迅速处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时后，他与普莱斯顿有约会，时间还充足，可以先跟塞泽纳克谈谈。“请您把塞泽纳克给我叫来好吗？”他对女秘书说。他端坐在办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取代塞泽纳克的位置，而且确实比他更有资格。若坚持给这人一个机会，那就势必剥夺了那人的机会，这事有点儿不太好办。“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语。他想起了当初尚塞尔把他领来时，塞泽纳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联络员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劲的一个。也许塞泽纳克需要特殊的环境，如今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两眼无神，总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两行连贯的文字来。
“啊！你来了！坐吧。”
塞泽纳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对劲？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塞泽纳克手中搓着一块手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跟他勾通思想实在困难。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问道，“我可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塞泽纳克说，“当记者，我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