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小说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三毛钱小说》的影响——(德)沃尔夫冈·耶斯克
布莱希特第一部叙事文学巨著引起的评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尽管这些评论范围不同，观点各异，但几乎全部是肯定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德朗热出版社德语部主任瓦尔特。兰道尔最先作了（未公开的）
肯定：“我已打电话对您讲过，我觉得您的小说非同凡响，并坚信，它将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凡的地位。”（瓦。兰道尔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0月26日）
列昂。福伊希特万格在年末私下里说：“《三毛钱小说）我已读过两遍，我认为此书是一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是对马克思主义极端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的讽刺漫画。对此，我们定当详谈。”（列昂。福伊希特万格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2月28日）
人们首先强调了布莱希特作为小说家的重要性。列奥。拉尼亚谈及“布莱希特最重要的业迹之一”，是这位剧作家和抒情诗人已经“具有说服力”地证明，他同样驾驭了叙事文学的伟大形式《《巴黎日报），1934年12月2日）。小说家亚力山大。莫利兹。弗莱说此书作者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叙事文学作家”，“他善于强力地或有节制地叙述，表面冷峻、玩世不恭，实际上怀着炽热的同情和力度。”
面对讽刺后面隐藏的严肃，人们不得不马上止住阅读小说时引发的笑声。“（巴塞尔，《民族报），1934年11月25日）
列奥。拉尼亚另外还强调了小说的紧张性，这使得这部小说近似于一部侦探小说了。（《巴黎日报》，1934年12月2日）在这方面，瓦尔特。本亚明研究得最为详尽，他读过作者手稿，已熟悉这部小说的某些部分；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他又“读到印制好了的小说，一再唤起对小说中许多地方的喜悦之情。这一次，我特别喜欢韦利这个人物”（1935年1月9日本亚明致布莱希特信）。这个月他受一个由克劳斯。曼编辑出版的杂志《集革》编辑部的委托撰写了一篇详细探讨该小说的文章，然而该文发表，原因是杂志不愿意将这个12页手稿的稿酬从150法郎提高到250法郎。后来，又考虑为小说的捷克文版翻译此文并附于版本之后；同时还考虑将该文译成英语，因为这时在英国人们对此书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但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本亚明的文章从《三毛钱歌剧）出发，目的并不是要描述从歌剧演变到小说的过程，而是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歌剧和小说的完成期——这一“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的反映。他也着重指出这小说的讽刺要素和刑事犯罪要素。费康比是个“新面孔”，他本来是“苍白的、形象模糊的”，然而在小说里却成了“重要人物”，因为没有他，犯罪团伙就无利可图，最后他还作为法官登场，“因为这个团伙还想最后说了算”。皮丘姆是老一辈罪犯的代表；麦奇思一跃而成为社会上新的“楷模”。所以，本亚明认为，《三毛钱小说）不仅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接近“侦探小说的边缘”，竞争在其中担当了侦探的角色：“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犯罪——根据侦探小说的规律这二者是对立的。布莱希特的方法是，保留侦探小说高度发展的技巧，但排除侦探小说的规律。在这部小说中，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与犯罪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犯罪在这里表现为剥削的一种特殊情形，这剥削又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制裁。有时，两者之间则发生自然而然的过渡。”（仰。本亚明文集。第三集，449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在评价小说对《三毛钱歌剧呐容的依赖性方面远比他人为甚，他强调小说的消遣性以及布莱希特怀有的教育和道德意图，然后指责说：‘布莱希特的这部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要求不相适宜。可以不落俗套地说，这是一本唯心主义的小说，它将引起有益的讨论。“（《我们的时代），巴黎，巴塞尔，布拉格，1934年第12期，62页）
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之交，布莱希特仅仅耳闻康托洛维奇的指责。当时，人们在努力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并获得许多作家的支持，他们不愿意因为互相激烈的批评而对外界造成一个自身分裂的形象。基于这一背景，布莱希特只是私下里在答复贝恩哈特。冯。布伦塔诺的一封带讽刺性的信中说道：“我尚未见到我们的畏友康托洛维奇的陈述……如果您接受我的这一想法：任何无足轻重的人只因为他属于这个旧的小团体而使他受到保护，可以胡说八道，那么，这想法的确是有点儿苛刻的。这个团体以拥有这种的力量为满足，是很可惜的；稍一不慎，就要倒霉！”（致贝恩哈特。冯。布伦塔诺，1934年12月末和1935年1月初，“团体”
系指“德国作家国外保障同盟”。）
布莱希特还向约汉内斯。R.贝歇尔抱怨——康托洛维奇是他在巴黎最亲密的同事：“……攻击是以一种马虎和轻率的方式进行的。……我认为，如果把意识当作对社会现实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那作品就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我在小说里阐明了经济状况和阶级属性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我写了一部唯物主义的小说。”
（致约。R.贝歇尔信，1935年1月初）
贝歇尔在复信中说：“我同意你对康托洛维奇的批评的批评。我也认为，……，没有详尽的证据，就不可作结论；我认为，贴标签尤其有害。”（贝歇尔致布莱希特信；1935年元月16日）
“德国作家国外保障”的发言人米歇米。切斯诺说：“说得客气点，康托洛维奇对《三毛钱小说）那种不可能成立的批评——您大概已经知悉——，只是他私人的乐趣罢了，巴黎这个作家组织中没有一个成员对这批评抱有丝毫的同情。”（米歇米。切斯诺致布莱希特信，1935年1月9日）
《欧洲杂志》主编维利。西格弗里特。施拉姆称小说是布莱希特的“历史、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人际关系教科书”，说它的作者拾起大量客观事实并将其溶人人际关系中，他不是单纯叙述事实，而是表现事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方法在语言上造成的结果是，世纪之交时伦敦商人的语言有机地过渡成了一九三四年德国首相的话语，而这并未使人感觉是艺术上的硬性凑合。（《欧洲杂志》第30期，布拉格，1934年11月8日，第526529页）
亚力山大。莫利兹。弗莱在第二次研讨会上说《三毛钱小说）是布莱希特的主要著作，尤其赞赏布氏的三种才能：“把诚实的话语、杰出的论点和无私的愿望的厚重外壳变得透明的非凡才能”；“犀利的表达才能”以及“从朴实之中、从叙述的严肃和压抑的热情中表现爱的能力，即对受苦者的爱。”《新德意志期刊）第3期，布拉格，1935年1月，178—180页）
《维也纳报）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刊出对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布莱希特以精细人微的笔触深入到卑鄙狡猾的欺骗行为之中，勾勒出一幅腐败和堕落的画图，令人毛骨悚然……。讽刺的陈述一以贯之，以至于被谴责的东西总出现在正面的光线里，完全破坏了谴责的力量，从而提高了本书的艺术趣味，这大概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此外，许多书评涉及本书的教育意义。以笔名“科里奥。兰”发表的论文称小说是“人际关系的教科书”，“它不是像秃顶的大学教授们头脑中冒出的社会学，而是用一个作家的炽热情感和清晰的认知写就的社会学，这位作家对于生活的物质联系有着异常的观察力。书评作者认为，该小说是”一篇论述我们时代文化内涵的报告“：”我们时代的文化内涵在哪里？——在银行保险库里，在监狱和疯人院里。
“布莱希特为小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形式“，”这是一幅时代油画，它用非凡的力量写就，故将超越我们的时代，未来的一代代人将根据此小说来评价我们的时代。
“（《波罗的海观察家》，立陶宛，1934年12月18日）
小说荷兰文版的译者尼科。罗斯特称小说是“博大的艺术品”，是“马列主义的教科书”。（1935年2月3日）
一个名叫“W－er”（很可能是保尔。文特尔）的人说，布莱希特“以逗乐的大胆，介入三十年后的时代，把他的人物一再同当代侦探故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使得麦奇思成了“现代的‘领袖”’，而“名闻道速的G…（戈培尔）的演说用语”
变成了皮丘姆的格言，于是，就把“现代恶棍同他们永存的原型做了对比”。
（《德意志高校瞻望台》，1935年3月）这是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通篇是恶魔似的诙谐，与世界文学那些讽刺巨著，比如伏尔泰、塞万提斯的巨著相类似”。
（《波兰经济通讯》，1935年4月10日）
弗朗兹。卡尔。魏斯科普夫称该小说是“最重要的德国流亡文学作品之一”，是“对法西斯的清算，充满卓越的嘲讽，写作技巧至为高超”。《反攻），1935年19期，1935年5月12日）
阿明。克塞尔认为《三毛钱小说》是继续走着“斯威夫特、狄德罗等人的批判社会的寓言小说的路线”，可以称之为“一次道德的实践，布莱希特对现代社会的描写不是报道式的，也不是可以验证的，而是抽象的。他要表明一种典型的态度，这态度超然于国家和时代状况，刻画人对人的利用”。《卢采恩日报》，1935年6月1日）
一九三五年初，彼得。默林说该小表现了作者的所有倾向和意图。小说没有描写英雄，没有用英雄人物的发展来展现时代的风貌，而是“以某个具有决定作用的要人来显现社会及社会权力机关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国家管理机构，军队，司法，家庭，教会，学校，艺术家活动和贸易。然而，工人阶级只在一个小的情节里，即罢工的那个场景里出现，此外在小说的最后也就是在费康比的梦境中出现，“这已经超出情节之外了”。就算这梦境是小说“整个虚构现实的一个部分”，默林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指向罢了，即指向渴望的彼岸世界。《世界文学》第7期，1935年）
翌年，胡果。胡佩尔特在《德意志中央日报》（莫斯科，1936年6月30日）上撰文，以费康比——“小说中奇怪人物中最奇怪的人”——为出发点，谈到小说的主要人物，也论及“战争。贸易。犯罪和性的可怕的结构，资金雄厚的商业与胆大妄为的刑事犯罪二者天衣无缝的契合，以及以罪犯们为一方、以警察和政界为另一方在生意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关照”，布莱希特把这一切在一幅“构思宏伟、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完美性的叙事油画中”展开。“道德、家庭、宗教、母道、婚姻、教育、国家、服兵役、战争、世界市场、殖民地体系、爱国主义、新闻腐败、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虚伪，这一切都涉及到了，唯独缺少一样：工业和工人运动。”
小说德文版的读者主要是流亡者（因为小说在德国不可能流传），与之相对应的是，小说的译本在影响方面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荷兰德朗热出版社很早就问过布莱希特，看他能否把翻译权交给该出版社（该社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月15日），五月初仍不见布氏的回音，后来，他表示同意（布氏致德朗热出版社信，1934年5月24日）。是年七月，巴黎也有一家大出版社答应给布莱希特提供出版译文版的机会，但他未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与布氏相友善的作家给他推荐荷兰文译者尼科。罗斯特，也得到德朗热出版社的认可，罗斯特遂接受此项翻译任务。
一九三五年，出版了该小说的丹麦文译本，这也是唯一改变了小说标题名称的译文。一九三五年一月，布莱希特致函该书的封面设计者罗伯特。施托姆。佩特生响他建议：“小说的丹麦文版的标题叫（唯生活富裕者才活得舒心），我想，这适合于丹麦人的精神气质。封面上可画上皮丘姆这个人物，光头，硬料礼帽戴在后颈窝上，穿衬衫，双手前伸，一只手捧着小帆船，另一只手捧着他女儿波莉，这两样都是他要出卖的，都可以标出售价。（很破旧的）帆船售价15000英镑，（漂亮的）
女儿售价7000英镑。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一构思，也许您可以选择别的什么，不过，小说的内容完全包括在这样一幅画中了。“
信中还附有“对皮丘姆先生个性的简要说明”：“……皮丘姆不应被看成是通常模式的‘吝啬鬼’，他觉得钱并不怎么样。这个对任何一切可以引发希望的东西均抱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钱作为一种保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个恶棍，这毫无疑问，是个旧戏中一类的流氓。他的罪行在于他的世界观。这世界观非常可憎，只配与某个大罪犯的‘业绩’并列。当他把贫困视为商品时，他就只有紧跟这一‘时代特征’了。说得实际一些，皮丘姆不会把剥夺别人的钱锁在钱箱里，而是揣在裤袋里：无论是这钱还是别的什么都救不了他。这是他的认真之处，也证明了他总体上的绝望：他不能干脆把钱扔掉，一个子儿也不能扔掉。哪怕是一百万先令，他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他认为，他的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钱）、他的才智（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才智）都是不够的，这也就是他为何不干活，而只戴着礼帽、双手插在裤袋里四处巡视，监督以便不让什么丢失的原因了。真正担忧的人是不干活的。如果他把桌子上的《圣经）锁在链条上以防别人偷去，这绝非他的小气。他在把女婿送上绞刑架之前，从不看他一眼，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个人的价值能吸引他对这个夺走他女儿的人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尖刀’麦克的其他罪行之所以使他感兴趣，是因为他可以假手这些罪行杀人。至于他女儿，也如同《圣经》一样，不过是给他提供帮助的渠道罢了。当我们对如此程度的绝望作思考——世界上的事物中哪怕是最细微的都可能被用来拯救一个走向毁灭的人——，我们这时与其说感到厌恶，还不如说感到惊惧。”（布莱希特致罗伯特。施托姆。佩特生，1935年1月）
佩特生完全遵循了布莱希特的建议。布莱希特对此画大体上是满意的：“我认为这画富有扭力。它包含‘三毛钱世界’的全部困厄，但它并不乏伟大。最重要的，是它让读者有了个思想准备：这是一部讽刺小说！在黄颜色的羊皮纸上的这幅绘画珍品，我认为是极富感染力的……。还有一件小事：能否在钱的数额后面加上英镑的标记呢？”（布氏致施特恩。哈塞巴尔希出版社，1935年2月）然而，佩特生的画并没有印在丹麦文译本的封皮上，而是印在扉页里。
这个译本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除斯文特。波贝格外，克拉苏斯也撰写了一篇内容详尽的全面介绍这些流亡作家的文章。（1935年9月13日）本特。B.尼尔生则特别强调小说的讽刺性。
英文版译本于一九三七年在伦敦问世，书名为《xvennvfor山ePor）。一九三八年又在美国出版，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再版。
罗伯特。黑尔出版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泰晤士报》上为该小说做了广告后，小说的英文第一版引起了人们特别的注意，有许多短文报道为证，它们都是肯定性的评价，尤其是：“他写了一部故事发生在伦敦的小说，而他本人并未到过伦敦。”
另外还有许多书评尽管大都简短，但也以“经济的暴政”等观点对小说作了探讨。莫里斯。L.理查森认为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才具卓越的”讽刺家，然而油于小说的事件恰好发生在英国，他不得不断言：“皮丘姆、麦奇思、科克斯及其同伙变成现代骗子、屠杀群众的人，甚至变成可疑的银行家，这是符合逻辑的，很自然的；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印象：一位像布莱希特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竟然会受到这一模式的局限。‘（1937年3月14日，观察家）），约翰。布洛菲认为，小说必将使所有尚存一点机巧、讽刺和诙谐、但对人的亲善已不抱幻想的人们感到满意。
（1937年4月3日）比阿特丽斯。谢尔曼在讨论纽约版的《三个流氓）时回顾了慕尼黑协定，该文的结束语是：“但此书也是一部紧扣时代的作品，流氓皮丘姆和发战争财的科克斯正如去年九月的战争恐慌一样，都是很现实的。”（1938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
935年1月初）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
当时有些传闻说在英文版第一版里“删除”了“有些段落”，即“牵涉到政治的重要段落”，这些传闻促使出版社在报上登广告许诺，指出这些段落就可获得一百英镑的奖赏。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德斯蒙德。I.维塞（两位英译者之一）已在报上挑明了这一类传闻，并请别人指出；布莱希特担保说：“……我不知道说你们英文版被删削的依据是什么。我当然愿意向您证明：你们当时在合同上承诺，未经我同意，不能对书作改动。事实上，英文版里也根本没有改动，根本没有删除政治上重要的东西。”（布氏致罗伯特。黑尔出版社，1937年3月）布莱希特也对他在伦敦的代理人证明，《三毛钱小说）的英文版没有删除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段落。
（1937年3月19日，布氏致詹姆斯。B.平克尔）
福伊希特万格曾私下里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说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布莱希特写信给他，说：“《三毛钱小说》在英国报纸上获得了令人惊诧的好评，我写信告诉过您了吗？有人把许多地方与斯威夫特的东西相比。但我相信，销售是很差的，他们似乎不读斯威夫特。批评文章里说，这本书是令人不舒服的，而英国人似乎又不像德国人那样喜欢‘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布氏致福伊希特万格，1937年8月）
一九三七年也出版了该小说的俄文版，一九五一年捷克文版，一九五二年法文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尔特。波拉舍克重新提醒人们注意布莱希特的这部小说，这是一部“在德国无人知晓的作品，迄今人们还无缘拜读”，尽管这本十四年前就已问世的书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作品”，“是我们在德国文学史上所拥有的或许是最重要、最渊博的讽刺小说”，这是应该指出的，尽管“目前德国读者可惜还得不到它”。（《东方和西方》第7期，第79页）
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由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在德国出第一版。一九四八年七月，由雅可布。盖斯促成出版社与作者最初的一些接触，八月二十三日签署了出版一万册的合同。年底赶制，因为书应该“赶在复活节时出版”。荷兰德朗热出版社于一九五零年四月出了第二版，此后，德国一些报刊上也刊出该书的摘录。
在联邦德国，人们对小说的最初反响是很典型的。君特。厄尔宾说：“布莱希特的世界毫无欢乐，这世界几乎没有善，但充斥虚假的神圣……布莱希特的世界没有忠诚的信仰……”，他断言：“人们知道，不管怎么说，世界也没有坏到如此地步，这一点，布莱希特肯定心知肚明。但不应搞错，他是巧妙地过分夸大，以便用许多‘不舒服’让读者认识到必须铲除某些弊端。”（1950年3月30日，《无名报》，杜塞尔多夫）与此相反，弗里兹。豪恩施泰因写了一篇题为《资本家“尖刀”
麦克）的文章，认为小说只是“宣传性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环境离开我们很远，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东部的实现更靠近我们，对我们而言，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被滥用更具威胁性……，西欧的当代怀有另外的忧虑，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集体与个体如何以契约的形式相互确定界线”。同一个时候出版的格奥尔格。奥维尔的乌托邦小说与布氏小说“幽灵般的相一致”，均可计人“意识形态小说”之列：它们“只知否定，加深矛盾，增添恐惧”。《当代》第109期，弗莱堡，1950年5月1日）
几乎在荷兰德朗热出版社推出第二版的同时，民主德国柏林建设出版社于一九五O年出版了这部小说。
民主德国报刊对小说的评价是无先人之见的。一篇署名为“K.L.”的书评文章论证作者：“叙事文学作家布莱希特也是剧作家和导演。他对于效果有着准确的目光，故能把过去和当今予以浓缩，把乞丐圈内的浪漫因素与残酷的贪求利润的剥削现实予以浓缩，使他笔下的人物轮廓分明，将他们的原状加工提高而变成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从而创作出“一部戏剧性的叙事诗”，“一幅充满深造穿透力的时代图画。”《民族报》，民主德国柏林，1950年6月26日）也有人论及作品的形式，说它是“一种紧张的、用他那尖刻的玩世不恭去吸引人的形式”。（E.L，《生活》，莱比锡，1951年第2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的核心……绝非被理论化和标签化，而是读者从人物的言行及人物的发展变化中亲自领略到的”。（阿吐尔·施塔尔，（政治经济学的文学教科书），《柏林日报》，民主德国柏林，1950年8月13日）
格奥尔格·皮尔兹把这部小说视为大欺骗的刑事案件集：“如果这部小说达到其目的：揭露社会上具有影响的剥削现象的特征，……那么，读者必定会冷静、理智地研读这一大欺骗的刑事案件集，如同读法院案卷一般；而在这方面，布莱希特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显而易见性，和通过揭露他们的行为动机而取得了成功。也正是这个原因，《三毛钱小说）才成了”德国文学全新类型的艺术作品之一。“《星期日），民主德国柏林，195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