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
第七章 Page 2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有趣有趣。”没问题。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是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这？”医生问道。你结交的那个人。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随即又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道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地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两三天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自行车摔个跟斗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想。”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应道。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一边在喷云吐雾，一边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的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至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就没完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掉在路上的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这地方不好——能再多陪陪我？”
“５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查尔斯·约尔旦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你倒真会想。”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有趣有趣。”
“由于欲火中烧，自然大凡能干的一律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结果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儿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儿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劈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儿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地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１１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水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地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呆呆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大夫先生，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顺利的话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呐，亮相就是。”后面的护士吃吃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端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的回声。还不时地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碗碟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呷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有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是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周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
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已死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也想对他讲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归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目合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真富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同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II”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也有个２１岁的女儿，还有个１７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么，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ｌ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面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没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真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确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你倒真会想。”我说。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便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４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颤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地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十分轻微，可能摆动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未发，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他倒像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去楼顶天台，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皱纹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１０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II’，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吃了，但也有不同观点。这里指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由此，大家都进退维谷这倒可以理解。但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仙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呆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那神仙的名字叫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