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
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第四十七章穷途末路：风中竖琴 Page 1
当时在纽约城里有不少慈善事业，性质上和那位上尉搞的差不多，赫斯渥现在就以同样不幸的方式经常光顾这些慈善机构。其中有一个是在十五街上的天主教慈惠会修道院的慈善所。这是一排红砖的家庭住宅，门前挂着一只普通木制捐款箱，箱上贴着对每天中午前来求助的所有人免费供应午餐的布告。这个简单的布告写得极不起眼，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一个范围极广的慈善事业。类似这样的事业，在纽约这个有着那么大、那么多的慈善机构和事业的地方，是不大会引起那些境况比较舒适的人的注意的。但是对于一个有心于这种事情的人，这样的事业却越来越显得非常重要，值得细细观察。除非是特别留意这种事情，否则一个人可以在中午时分，在第六大道和十五街的拐角处站上好几天，也不会注意到，在这繁忙的大街上蜂拥的人群中，每隔几秒钟就会出现一个饱经风霜、步履沉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然而，这却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天气越冷越明显。慈善所因地方狭窄，厨房也不够用，不得不安排分批吃饭，每次只能容许二十五至三十人就餐，所以就得在外面排队并按顺序进去，这就使得每天都出现这么一个奇观，但几年来日复一日，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如今也就不以为奇了。这些人在严寒的天气里耐心地等待着，像牲口一样，要等几个钟头才能进去。没有人向他们提问，也没有人为他们服务。他们吃完就走，其中有些人整个冬天每天都按时来这里。
在整个布施期间，一个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女人总是守在门口，清点可以进去的人数。这些人秩序井然地向前移动。
他们并不争先，也不焦急。几乎像是一队哑巴。在最冷的天气里，也能在这里看见这支队伍。在刺骨的寒风中，他们使劲地拍手跺脚。他们的手指和脸部各处看上去似乎都有严重的冻伤。在光天花日之下仔细地看一下这些人，就可以发现他们差不多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属于那种在天气还可以忍受的白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而在夏天的夜晚就睡在上面的人。他们常去波威里街和那些破烂不堪的东区街道，在那里褴褛的衣衫和枯槁的形容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在阴冷的天气里蜷缩在寄宿处的起居室里的那种人；他们是蜂拥在一些东区南部街道上更为便宜的可以过夜的地方的那种人，这些地方要到６点钟才开门。粗劣的食物，吃得不定时，而且吃起来又是狼吞虎咽，严重地损害了他们骨骼和肌肉。他们全都面色苍白、皮肉松弛，眼眶凹陷、胸脯扁平，但眼睛却闪闪发亮，而且相形之下，嘴唇红得像是在发烧。他们的头发不大梳理，耳朵缺少血色，皮鞋已经穿破，前露脚趾，后露脚跟。他们属于漂泊无助的那种人，每涌起一次人潮就冲上来一个，就像海浪把浮木冲上风暴袭击的海滩一般。
差不多１A４个世纪以来，在纽约的另一个地方，面包铺老板弗莱施曼，对凡是在半夜里到百老汇大街和十街的拐角上他的那家饭店的门口要求救济的人，都施舍一只面包。二十年中，每天夜里都有大约三百人排好队，在指定的时间走过门口，从门外的一只大箱子里拿取面包。然后又消失在夜色之中。从开始直到现在，这些人的性质或数量都没怎么变化。那些年年在这里看到这支小队伍的人，对其中的两三个人都已经看熟了。其中有两个人十五年来几乎没有错过一次。有四十个左右是这里的常客。队伍中其余的人则是陌生人。在经济恐慌和特别困难的时期，也难得超过三百人。在很少听说有人失业的经济繁荣时期，也不大会有什么减少。不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和日丽，也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艰难岁月，这个数量不变的人群都会在半夜里凄惨地聚集在弗莱施曼的面包箱前。
眼下正值严冬，赫斯渥就成为上述两个慈善机构的常客。
这个绅士打量了他一下，伸手想摸块１角的银币。但是他衣袋里只有。
有一天特别寒冷，沿街乞讨实在不是滋味，于是他等到中午才去寻找给穷人的这种布施。这天上午１１点钟时，就已经有几个像他一样的人蹒跚地从第六大道走过去，他们单薄的衣衫随风飘动。他们早早就来了，想先进去。这时他们都靠在第九团军械库围墙外的铁栏杆上，这地方面对着十五街的那一段。
因为还要等一个钟头，他们起初拘束地在距离远些的地方徘徊，但又来了其他的人，他们就走近一些，以保持他们先到的优先权。赫斯渥从西面第七大道走过来加入这支队伍，在离门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比其他的人都更接近门口。那些先来的但是等在远处的人，这时都走拢来，而且，虽然一声不吭，但却用一种坚决的态度表明他们来得比他早。
他发现自己的行动遭到了反对，便不快地看了看队伍，然后走出来，排到队伍的最后。等到恢复了秩序，兽性的反感也就缓和了。
“快到中午了吧，”一个人壮起胆子说。
“是快到了，”另一个说，“我已经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哎呀，可是这天真冷啊！”他们焦急地盯着门看，他们全都得从那里进去。一个食品店的伙计用车拉来几篮子食物送了进去，这引起了一阵有关食品商和食评价格的议论。
“我看到肉价涨了，”一个人说，“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对这个国家会大有好处。”队伍在迅速扩大，已经有了五十多人。排在头上的人，他们的行动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在庆幸自己可以比排在后面的人少等一些时间。常常有人伸出头来，望望后面的队伍。
“能排多前无关紧要，只要是在最前面的二十五个人里就行，”在最前面的二十五个人里的一个说道。“大家都是一起进去的。”“哼！”赫斯渥忍不住喊了一声，他是被他们硬挤出来的。
“这个单一税是个好办法，”另一个说，“没有它之前根本就无章可循。”大部分时间都没人说话，形容憔悴的人们挪动着双脚，张望着，拍打着自己的手臂。
门终于打开了，出来了那位慈眉善目的修女。她只是用眼色来示意。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进去，直到数到了二十五个。然后，她伸出一只粗壮的手臂拦住后面的人，队伍停了下来。这时台阶上还站着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位前经理。他们就这样等待着，有的在谈话，有的忍不住叫苦不迭，有的则和赫斯渥一样在沉思。最后他被放了进去。因为等吃这顿饭等得太苦，吃完要走的时候，他都几乎被惹火了。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晚上１１点钟，他在等待那半夜布施的面包，等得很耐心。这一天他很不幸，但是现在他已经能够比较达观地看待自己的命运了。即使他弄不到晚饭吃，或者深夜感到饿了，他还可以来这个地方。１２点差几分时，推出来一大箱子面包。一到１２点整，一个大腹便便的圆脸德国人就站到箱子的旁边，叫了一声“准备好”。整个队伍立刻向前移动，每个人依次拿上面包，就各走各的路了。这一次，这位前经理边走边吃，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夜色中的街道，回去睡觉。
到了１月，他差不多已经断定自己这一生的游戏已经结束了。生命本来一直像是一种珍贵的东西，但是现在总是挨饿，体力衰弱，就使得人世间的可爱之处大为减少，难以察觉。
有几次，当命运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他要了此残生了。但是，只要天气一变，或者讨到２角５分或１角钱，他的心情就会改变，于是他又继续等待。每天他都要找些扔在地上的旧报纸，看看有没有嘉莉的什么消息。但是整个夏季和秋季都没有看到。然后，他发觉眼睛开始疼了起来，而且迅速加剧，后来他已经不敢在他常去的寄宿处的昏暗的卧室里看报了。吃得又差又没有规律，使他身体的每一个官能都在衰退。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能讨到钱去要一个铺位，好在上面打打瞌睡。
他开始发现，由于他衣衫褴褛、身体瘦弱，人们把他当作老牌游民和乞丐看待了。警察见他就赶。饭店和寄宿处的老板一等他吃过饭、住过宿，就会立即撵他出门。行人也挥手要他走开。他发觉越来越难从任何人那里讨到任何东西。
最后，他承认这场游戏该收场了。这是在他无数次地向行人求乞，一再遭到拒绝之后--人人都匆匆避开他。
“求求你给我一点施舍好吗，先生？”他对最后一个人说，“看在上帝的面上给一点吧，我快要饿死了。”“哼，滚开，”这个人说，碰巧他自己也是个平民百姓。“你这家伙真没用。我什么都不会给你的。”赫斯渥把冻红的手插进衣袋里。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这话不错，”他说，“我现在是没用了。我过去可是很好的。我也有过钱。我要摆脱这一切。”于是，心里想着死，他朝波威里街走去。以前曾有人开煤气自杀的，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想起了一家寄宿处，那里有装着煤气喷嘴的不通风的小房间，他觉得像是为了他想做的事而预先安排好的，房钱是一天１毛５分钱。接着他想起自己连１毛５分钱也没有。
在路上，他遇到一个神态悠闲的绅士，刚从一家上等理发店修了面出来。
“求求你给我一点施舍好吗？”他大胆地向这个人乞讨。
这个绅士打量了他一下，伸手想摸块１角的银币。但是他衣袋里只有２角５分的硬币。
你好，哈里！”他对一个闲坐在门厅里舒适的椅子上的人说。
“给，”他说，递给赫斯渥一枚２角５分的硬币，打发他走开。“你现在走吧。”赫斯渥继续走着，心里疑惑不定。看到这么一大个闪闪发亮的硬币，他觉得有些高兴。他想起自己肚子饿了，想起自己花上１毛５分钱就可以得个铺位。这么一想，他就暂时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只有当他除了遭受侮辱，什么都讨不到的时候，好像才值得去死。
仲冬的一天，最严寒的季节来临了。第一天天气阴暗，第二天就下起雪来。他一直不走运，到天黑时才讨到了１毛钱，他用这钱填了肚子。晚上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主大道和六十七街的路口，在那里转了一会儿，最后转身朝着波威里街走去。
因为上午他心血来潮地游荡了一番，所以这时感到特别疲乏。
他拖着湿透的双脚，鞋底蹭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一件单薄的旧上衣直拉到他冻得发红的耳朵边，破烂的圆顶礼帽拉得低低的，把耳朵都给压翻了过来。他的双手插在衣袋里。
“我这就去百老汇大街，”他对自己说。
当他走到四十二街时，灯光招牌已经大放光彩了。许多人匆匆地赶去进餐。在每一个街角上，透过灯火通明的窗户，都可以看见豪华餐厅里那些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街上满是马车和拥挤的电车。
他这么疲惫和饥饿，本来是不应该来这里的，对比太鲜明了。连他也不禁触景生情，深深地回想起过去的好光景来。
“有什么用呢？”他想，“我已经全完了。我要摆脱这一切了。”人们回头目送着他，他那蹒跚的身影是如此的古怪。有几个警察一直用眼睛盯住他，以便阻止他向人乞讨。
有一次，他漫无目的、稀里糊涂地停了下来，朝一家富丽堂皇的餐厅的窗户里看去，窗前闪耀着一块灯光招牌。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可以看见红色和金色的装璜、棕榈树、白餐巾以及闪光的玻璃餐具，特别还有那些悠闲的吃客。虽然他心神衰竭，但是强烈的饥饿感，使他意识到这一切的重要性。他一动不动地站住了，磨破的裤脚浸在雪水里，呆头呆脑地望着里面。
“吃，”他咕哝着，“不错，要吃，别人都有吃的。”然后，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心里的幻想也消失了一些。
“天真冷啊，”他说，“冷极了。”
在百老汇大街和三十九街的拐角上，白炽灯光照耀着嘉莉的名字，显示着“嘉莉·麦登达和卡西诺剧团”的字样。整个泥泞积雪的人行道都被这片灯光照亮了。灯光很亮，因此引起赫斯渥的注意。他抬头看去，看见一块金边的大布告牌，上面有一幅嘉莉的优美画像，和真人一般大校赫斯渥盯着画像看了一会儿，吸着鼻子，耸起一只肩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抓他。可是，他已经精疲力尽，连脑子也不大清楚了。
“是你呀，”他最后对着画里的她说。“我配不上你，是吗？”
体力衰弱，就使得人世间的可爱之处大为减少，难以察觉。
“嘿！”
他徘徊着，想清楚地想一想。但是他已经想不清楚了。
“她已经得到了，”他语无伦次地说，心里想着金钱。“叫她给我一些。”他向边门走去。随后，他忘了什么，就停了下来，把手朝口袋里插得更深一些，想暖和一下手腕。突然又想起来去做什么了。后台门！就是这儿。
他来到这个门口，走了进去。
“干什么的？”看门人说，瞪眼看着他。见他停住了，就走过去推他。“滚出去。”他说。
“我要见麦登达小姐，”他说。
“你要见她，是吗？”对方说。差点被这事逗乐了。“滚出去吧，”说着又去推他。赫斯渥没有力气抵抗。
有一张脸苍白得像是流干了血的小牛肉？
“我要见麦登达小姐，”就在他被赶走的时候，他还想解释。“我是好人。我——”这个人又推了他最后一把，关上了门。他这么一推，赫斯渥脚下一滑，跌倒在雪地上。这使他很伤心，又恢复了一些模糊的羞耻感。他开始叫喊起来，呆头呆脑地咒骂着。
“该死的狗！”他说，“这该死的老狗，”一边拂去他那不值钱的上衣上的雪水。“我——我曾经使唤过像你这样的人。”这时，一阵对嘉莉的强烈憎恶之感涌上他的心头——只是一阵狂怒的感觉，之后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应该给我吃的，”他说，“她应该给我的。”他绝望地转身又回到百老汇大街上，踩着雪水朝前走去，一路乞讨、叫喊，迷失了思路，想起了这个就忘记了那个。就像一个脑力衰退、思想不连贯的人常有的那样。
几天之后，那是一个严寒的傍晚，他在心里作出了自己唯一明确的决定。４点钟时，空中已是一片夜色朦胧。大雪纷飞，寒冷刺骨的雪花被疾风吹成了长长的细线。街上铺满了雪，像是铺上了六英寸厚的冰冷、柔软的地毯，它被车碾、人踩，弄成了褐色的泥浆。在百老汇大街上，人们都身穿长外套，手擎雨伞，小心翼翼地走路。在波威里街上，人们都把衣领和帽子拉到耳朵边，没精打采地从街上走过。在百老汇大街上，商人和旅客都朝舒适的旅馆赶去。在波威里街上，冒着寒冷出来办事的人，转过一家又一家幽暗的店铺，店堂的深处已经亮起了灯光。电车也早早就开了灯，车轮上的积雪降低了平常的轧轧车声。整个城市都被这场迅速加厚的大雪包裹了起来。
这个时候，嘉莉正在沃尔多夫旅馆自己舒适的房间里，读着《高老头》，这是艾姆斯推荐给她看的。故事很动人，一经艾姆斯推荐，更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因此她几乎领会了故事全部的感人意义。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所读的东西，总的来说都是那么无聊而且毫无价值。可是，她看得疲倦了，就打了一个呵欠，走到窗边，看着窗外不断驶过第五大道的蜿蜒的马车队伍。
“天气真糟，是吧？”她对萝拉说。
“糟透了！”那个小女人说，走到她旁边。“我希望雪再下大一些，可以去坐雪橇。”“哎呀，”嘉莉说，高老头的痛苦还感染着她。“你就只着这些。你就不可怜那些今天晚上无家可归的人吗？”“我当然可怜的，”萝拉说，“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也是一无所有。”嘉莉笑了。
“即使你有，你也不会关心的，”她说。
“我也会关心的，”萝拉说，“可在我受穷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帮助过我。”“这不是很可怕吗？”嘉莉说，注视着漫天的风雪。
“看那边的那个男人，”萝拉笑着说，她看见一个人跌倒了。“男人在跌倒的时候看上去多么胆怯啊，是不？”“今天晚上，我们得坐马车了。”嘉莉心不在焉地回答。
查尔斯·杜洛埃先生刚刚走进帝国饭店的门厅，正在抖掉漂亮的长外套上面的雪。恶劣的天气把他早早地赶回了旅馆，而且激起了他的欲望，想要寻找那些能把大雪和人生的忧愁关在门外的乐趣。他主要想干的事情就是吃顿好晚饭，找个年轻女人作伴，去戏院度个良宵。
“喂，你好，哈里！”他对一个闲坐在门厅里舒适的椅子上的人说。“你怎么样啊？”“哦，马马虎虎，”另一个说。
“天气真糟，是不？”
“哦，可以这么说，”另一个说，“我正坐在这里考虑今晚去哪里玩呢。”“跟我去吧，”杜洛埃说，“我可以给你介绍漂亮极了的小妾。”“是谁？”另一个问。
“哦，这边四十街上的两个姑娘。我们可以好好乐一下。我正在找你呢。”“我们去找她们，带她们出来吃饭怎么样？”“当然可以，”杜洛埃说。“等我上楼去换一下衣服。”“那好，我就在理发室，”另一个说。“我要修个面。”“好的，”杜洛埃说，穿着双高级皮鞋。嘎吱嘎吱地朝电梯走去。这只老花蝴蝶飞起来仍旧轻盈不减当年。
冒着这天晚上的风雪，以１小时４０英里的速度，向纽约开来的一列普尔门式卧铺客车上，还有三个相关的人物。
“餐车第一次叫吃晚饭，”车上的一个侍者穿着雪白的围裙和短上衣，一边喊一边匆匆地穿过车厢的走道。
“我不想打下去了。”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个黑发丽人说，她因为好运当头而显得十分傲慢，这时正把一手纸牌从面前推开。
“我们去吃饭好吗？”她丈夫问，华丽的衣着能把人打扮得有多潇洒，他就有多潇洒。
“哦，还早，”她回答，“不过，我不想再打牌了。”“杰西卡，”她母亲说，她的穿着也可以帮助人们研究漂亮的服装能怎样美化上了年纪的人。“把领带夹别牢——快脱出来了。”杰西卡遵命别好领带夹，顺手摸了摸她那可爱的头发，又看了一下宝石镶面的小表。她的丈夫则仔细地打量着她，因为从某观点来看，漂亮的女人即使冷淡也是迷人的。
“好啦，我们很快就不用再忍受这种天气了，”他说，“只要两个星期就可以到达罗马。”赫斯渥太太舒适地坐在角落里，微笑着。做一个有钱的年轻人的丈母娘真是好福气--她亲自调查过他的经济状况。
“你看船能准时开吗？”杰西卡问。“如果天气老是这样的话，行吗？”“哦，能准时开的，”她丈夫回答。“天气无关紧要。”沿着走道，走过来一个金发的银行家之子。他也是芝加哥人，他对这个傲慢的美人已经注意很久了。就是现在，他还在毫不犹豫地不时看看她，她也觉察到了。于是，她特意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把美丽的脸庞完全转开。这根本不是出于妇道人家的稳重，这样做只是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这时候，赫斯渥正站在离波威里街很近的一条小街上一幢肮脏的四层楼房前。那最初的淡黄色的粉刷，已经被烟熏和雨淋弄得面目全非。他混在一群人中间--早已是一大群，而且还在逐渐增多。
开始只来了两三个人，他们在关着的木门附近溜达，一边跺着脚取暖。他们戴着皱巴巴褪了色的圆顶礼帽。不合身的上衣，被融雪湿透，变得沉甸甸的，衣领都朝上翻起。裤子简直就像布袋子，裤脚已经磨破，在湿透的大鞋子上面甩来甩去。
鞋帮已经穿坏，几乎是破烂不堪了。他们并不想就进去，只是懊丧地在旁边转悠，把两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斜眼看着人群和逐渐亮起的一盏盏路灯。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人数也在增加。其中既有胡子灰白、眼睛凹陷的老头，也有年纪较轻但病得瘦巴巴的人，还有一些中年人。个个都是骨瘦如柴。在这厚厚的人堆里，有一张脸苍白得像是流干了血的小牛肉。另一张脸红得如同红砖。有几个曲背的，瘦削的肩膀弯成了圆形。有几个装着假腿。还有几个身材单薄得衣服直在身上晃荡。这里看到的是大耳朵、肿鼻子、厚嘴唇，特别是充血的红眼睛。在这整个人群中，就没有一张正常、健康的面孔，没有一个直立、挺拔的身躯，没有一道坦率、坚定的目光。
风雪交加之下，他们相互挤在一起。那些露在上衣或衣袋外面的手腕都冻得发红。那些被各种像是帽子一样的东西半掩住的耳朵，看上去还是被冻僵和冻伤了。他们在雪中不停地换着脚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一会儿这只脚，一会儿那只脚，几乎是在一起摇摆着。
随着门口人群的扩大，传来一阵喃喃的话语声。这不是谈话，而是你一句我一句，泛泛地对任何人发表连续的评论。起中有咒骂，也有黑话。
“真见鬼，但愿他们能快一些。”
“看那个警察在望着这里。”
“也许天还不够冷吧！”
“我真希望我现在是在新新监狱里。”
这时，刮起了一阵更刺骨的寒风，他们靠得更拢了。这是一个慢慢挨近、换脚站立、你推我挤的人群。没有人发怒，没有人哀求，也没有人说恫吓的话。大家都沉闷地忍受着，没有打趣的话或者友谊的交流来减轻这种苦难。
一辆马车叮当驶过，车上斜倚着一个人。最靠近门口的人中有一个看见了。
“看那个坐车的家伙。”
“他可不觉得这么冷。”
车上的一个侍者穿着雪白的围裙和短上衣，
“唷，唷，唷！”另一个大声喊着，马车早已走远，听不见了。
夜色渐浓。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些下班赶回家去的人。工人和女店员快步走过。横穿市区的电车开始拥挤起来。煤气路灯闪着光，每一扇窗户都被灯光照得通红。这一群人还在门口徘徊不散，毫不动遥“他们难道永远都不开门了吗？”一个嘶哑的声音问，提醒了大家。